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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我来剥余杰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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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19 02:46: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北大怪才”余杰在其第一部著作《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里写过一篇“我来剥钱穆的皮”的文章,对国学大师钱穆进行了淋漓尽致的缺席审判,行文老辣,帽子一顶接一顶地压将下来,且有“奴才”等谩骂之称谓,让人觉得国学大师钱穆老先生罪大恶极,已成“牛鬼蛇神”也,非批不可。

  初读余杰,让“剥皮之文”吓了一跳,在《火与冰》一书里可以找出一大串被余杰任意品评、妄下断语的知识分子,汉学在余杰的眼里是文字垃圾,根本原因恐怕就是他们没有在三百年内前赴后继、拼死以争。“因人废言,因言废人”在《火与冰》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余杰借《火与冰》的写作,想举起一把钝刀砍向传统,砍向专制,以证明自己的力量,结果却砍在了历经苦难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后来又读到余杰的第二本文集《铁屋中的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其中有“驳季羡林先生话中西文论”“王府花园里的郭沫若”等篇章,依旧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式的锋芒毕露;我于是想,余杰似乎特别喜欢解剖别人,仿佛天地间唯“己”独“清”。
  余杰似乎厌恶所谓的“战士的姿态”,于是他在评价作家张承志时如是说:“他越是摆出一副战士的姿态来,越是表现出对无物之阵的恐惧。”对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及清洁的精神大加挞伐。
  (《皇帝的新衣:关于张承志现象的思考》),然而我在读了余杰发表于《北京文学》(1999年第1期)上的大作《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此文后来收录在余杰的第三本文集《说,还是不说》),却分明看到了:“一副战士的姿态”,暂且不谈他对昆德拉的误读,单就文中指责钱钟书、王小波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认为钱钟书、王小波等人“丧失了责任感、丧失了尊严”,如此的独断性话语让人大吃一惊,因为在余杰《铁屋中的呐喊》中,对王小波有另一种说法:“王小波冒冒失失地闯进文坛,然后如流星一般消失。某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却继续对他冷嘲热讽,罗织的第一个罪名理所当然的是‘偏激’。这把利刃杀人不见血,表面上看是前辈对后辈的关心与爱护,实际上是以一种僵死的思维来克隆生机勃勃的思维。”
  看来王小波等人只是余杰手中的道具,需要时借王小波批判“老先生”的麻木与“僵死的思维”,不需要时又把王小波贬到“没有责任感,没有尊严”的被批判一类,但余杰忘了,他如此的写作,却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他在《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文中对王小波的批判与指责,正像是“老先生”对王小波的“冷嘲热讽”,只不过罗织的罪名不是“偏激”而是“丧失责任感”“丧失尊严”,其棍子的打击力度比老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对王小波的评价,我不想再说。《沉默的多数》已代表了王小波的声音与良知,识者自可辨之。余杰以“年轻气盛写文章”自傲,但年轻决不是资本,写作的力量在于思想,一种宽容与批判共存的思想。而在余杰的文章中,我们只看到他摆出一副“俯视众生,唯我独清”的姿态与立场,仅仅指责与解剖别人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时时地解剖自己。余杰对鲁迅的评价极高,并以鲁迅精神为自己写作的根基,但他却偏偏遗忘了鲁迅先生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
  在余杰与余秋雨论战的过程中,余杰指责余秋雨为“文革余孽”,这样的用语与余杰的许多文章的用语类似,活脱脱地再现了“文革”语言与“文革”的思维方式,这不能不让人心惊。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皆是同一种声音,看来启蒙的任务任重道远。在余杰的笔下,偏激已演变成“独断论”,然而现在的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多元化、民主化的开放型社会,在众声喧哗中,批评者更须自我批评。
  余杰对钱穆、张承志等人的评价极其苛酷,往往攻其一点而不及其它。然而对同道中人及导师钱理群等却大加吹捧,颂歌盈耳,这是怎样的一种圆滑?所谓的批判立场又跑到哪里去了。昔年南京批评家王彬彬写有《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现在看来,“过于聪明的作家”不仅仅只是王蒙那一代的人。
  现在,余杰已从“抽屉文学”的边缘写作走到了“台前”与“中心”,他不再是主流之外的另类思想者,而成为主流系统:各种报刊杂志的写作者。那么,在他走红之际,我来剥余杰的“皮”,意在泼泼冷水,发出一点刺耳的杂音,让人知道余杰文章的另一面。西谚有云:认识自己是最艰难不过的事了。当然对于余杰所写的一些思想常识的文章,我还是大为佩服的,其中说话的勇气,就是一般人难及的。因为在某种环境里,“说,还是不说”就成为一种良知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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