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朋霍费尔一生中的指导力量,构成他为之行动、为之工作和为之受苦的基础的,是他对上帝的信仰和爱,他在上帝中找到平安和快乐。他的宽广视野来自他的信仰,这使他能够把生命中的金子与杂质区分开来,能够辨别人生的本质与非本质。(寬廣的視野是一個使徒標誌。只有通過信仰,才能對世界中最本質的東西有所洞悉。否則,落入俗見,一步之差便失掉一生的榮譽)信仰使他意志坚强、目标始终如一,使他热爱受苦的人类,热爱真理、公义和善良。但是他不仅仅是为了公义、真理、真诚和善良自身而寻求这些,并耐心地为此受苦。不,根据朋霍费尔的观点,我们必须忠心顺从作为所有善良、公义和真理的源泉的他,他感到绝对依赖祂。
正是同样的上帝的呼召,还使我们怀着深深的责任感来运用自由。(這裡揭示了西方“自由”的形上性)朋霍费尔相信人是自由的有灵性的存在(自由是構成人之所以為人的必不可少的部份),但是,这种自由是由上帝的恩典赐予和激发的,而且,上帝赐自由给人不是要使人得到荣耀,而是要维护一种对人类生活的安排。(自由來自於上帝,沒有這種形而上的“自由”,人類社會將失去正常前行的導引。)如果基督教的教导不能指导我们运用自由,如果上帝遭到否认,那么,一切圣洁的和束缚人的责任和义务就会荡然无存。(如果信仰不能讓人獲得“形而上”的提升,即原文所說的自由,如果形而上的信仰遭到否定,那麼整個社會將沒有可以依靠之處。)这样,基督徒只有采取行动和受苦——必要的话——甚至去死,没有别的选择。(因為自由是形而上的,是人的精神生命,所以必要的時候,爲了我們精神生命的活,我們要用物質生命的消失來繼續精神生命的存在。)他在《自由路上的驿站》一诗中表现了这种想法, 这首诗是他在狱中感到他必死无疑吋写的,最后一节如下:
死亡
来吧,参加在永恒自由道路上的最隆重的筵宴——
死亡,并砸碎那使人卑躬屈膝的镣铐,冲破那禁锢我们短暂生命
和在黑暗中苟延残喘的灵魂的狱墻,
使我们最后看到目力不及的景观。
自由,我们长期以来在戒律、行动和苦难中寻求你。
现在我们就要死去,在上帝面前,我们将会与你相遇。
(脫死而得生,自由的形上性)
正是朋霍费尔对同胞们的兄弟般的爱,才使他相信,仅仅以传道、教导和写作的方式跟随基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他号召基督徒采取行动及自我牺牲时,他的态度非常真诚。正因为如此,朋霍费尔总是自发地、"默默无闻"地做工作,绝不抛头露面,也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自义和自满是敌视圣灵的大罪,野心和虛荣是通向地狱之路的开端。(朋霍費爾心中的地獄已經不是俗諦理解中的形象,而已經深入到心性的修養)
朋霍费尔代表了今天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人文主義)。因为他为了重新认识那植根于基督教信仰中的个人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他,证实了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箴20:27)以及"上帝的启示是通过人,也只是为了人"。朋霍费尔认为,基督教同那些把自己关闭在圣礼的范围内的虔诚信徒毫无关系。不,在他看来,基督教在这个世界上以及在作为基督之体的教会中有自己的作用可发挥,在基督身体中的团契,只能是有形的教会。人必须跟随祂,因为祂服侍这个世界,并作为生、死而复活的主遭受过这个世界。因此,只要把人放在这个世界中使上帝感到愉快,基督徒都必须准备殉道、准备去死。只有这样,人才能学会信仰。
正如他亲自说的那样:"基督徒不是宗教徒,只不过和耶稣(与施洗者约翰不同)一样是人……我指的不是聪明人的平庸而陈腐的‘此世性(this-sideness亦作,此岸)’,而是严以律己的深层的‘此世性',在这种'此世性'中,永远有关于死亡与复活的知识(物質生命的死亡與精神生命的複生)。当一个人真正放弃把自己造就成某种人——无论是一位圣徒,还是一个皈依的罪人,无论是一位教士(所谓的教会人士),还是一个正直或不正直的人的企图时……当一个人处在任务、问题、成功或厄运、经验和烦恼的顶峰,将自己投人上帝怀抱中…… 他就和客西马尼园的基督一起醒来。那就是信仰,那就是悔改(metanoia),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人和一个基督徒。如果一个人在'此世性'的生活中分享着上帝的痛苦,他怎么能骄傲自满呢?"
上帝自己通过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并因为这个世界远离他而受苦,这种思想反复出现在朋霍费尔头脑中。朋霍费尔时常强烈地感到上帝亲自分担了他的痛苦。他在死前几个月所写的"基督徙与非信徒"一诗的第二节,表达了这种感觉:
当上帝最为痛苦时,人们来到祂那里:
发现祂可怜、受蔑视、无住所、无衣食,忍受邪恶者、软弱者与死亡者的重压,在上帝悲痛的时剡,基督徒与祂在一起。
在上帝悲痛的时刻,朋霍费尔和祂在一起,因此,他最不在乎自己所受的苦,他的勇气是这么巨大、这么不屈不挠。
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和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信心曾在许多场合表现出来。例如,1940年夏天,当大多数曾积极反对纳粹政权的人感到绝望时,当他们建议搁置下一步的行动,以免使希特勒给人以烈士的假象时,朋霍费尔坚决地并成功地制止了这一建议,他说:"如果我们宣布作基督徒,就没有权宜之计。"因此,在国内外普遍认为纳粹会胜利时,他所领导的团体仍继续活动。(“權宜之計”就好似沒有“仁”和“勇”的“智”)当问到谁愿意去通过奇彻斯特的主教向英国政府报告关于德国抵抗运动的详细情况时,又是朋霍费尔,于1942年5月31日,在妹夫杜南邑的鼓励下,冒着生命危险承担了这一任务,希望取得英国政府的同情的理解。
此外,在他被囚禁期间,他受到盖世太保的审讯,当时他无能为力,只有上帝的话语在他心中作为支柱,他在施刑者面前巍然挺立,宁折不弯。他拒绝让步,公然蔑视盖世太保组织,公开承认,作为基督徒,他是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强加于公民的极权统治不共戴天的敌人,尽管他不断地遭受酷刑,父母、姐妹和他的未婚妻(他们在他的活动中都伸出援助之手)遭逮捕的威胁。我们知道,在1944年10月,他的朋友要尽力营救他出狱,把他送到国外,但他决定留在狱中,以免牵连他人。
我们还从一位狱友英国军官的见证中得知,朋霍费尔在临刑前一天的最后一次证道:"所有的人,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徙,都为他的真诚所感动。"此后,他尽力安慰狱中一些领导反对希特勒的斗争而被处死者的妻子,使她们摆脱忧伤和焦虑,正在这时,他突然被押走了。我们知道,朋霍费尔未经过审判就从容镇定地走上不归路,被处以绞刑,他死时表现出令人肃然起敬的镇定自若和大义凛然。
上帝听到他的祈祷,并赐予他"昂贵的恩典"——即一种特权:为别人背起十字架,以殉道来证实自己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