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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钱穆《双溪独语》-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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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4 21:56: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二八

孟子并举仁、义、礼、智四德,后人又加字为五常。兹试先言,此亦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极重视之一项目。《书》曰:

天难谌,命靡常。

《诗》亦曰:

天命靡常。

当殷周易代之际,警惕于天命靡常,而力求人道之可常。有变易、不易、易简三义,能于变易中求得不易之常道,则事归易简。儒家重常不重变,可不详论。而道家尤喜言常。庄子极论人心,亦曰: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

常心即古今同然之心。知有常心,即知有常道。老子推而及于外面事物之多变,乃更重言常。其书开宗明义即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又曰: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又曰: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

是老子言天命有常。因有常,乃能为一切变化之根本。汉儒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其实老子先已明白言之。

老子又曰: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此所谓,即上引所言之。故又曰: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能知容、知公、知和,能以百姓心为心,则无不容,无不公,无不和,亦犹孟子谓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民之所欲欲之,民之所恶恶之。能知有同然心,即知有常然心。由于常然之心而有常然之道。是老子论道,亦知着重于人心。

老子又曰:

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此言婴儿,犹孟子言赤子之心。仁、义、礼、智四端于此出,此即常德。然则老子与孟语无大异。惟老子不喜标举仁义礼智诸名以为教,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毁去了一切外在之名,而归本于内在之「朴」。故曰:

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又曰:

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无极乃是无终止。实乃是常之极。又曰:

道常无名朴。

盖老子以字来形容此宇宙万物运变不居之大道,虽有运变而其道实常。容则无不包,公则无不通,和则无不合,要之只是一体。曰失道而后德者,德是得之于己,己若从道中分别出,分别出则可另立名,故道之外又有德,犹之天之外又有人,命之外又有性。名愈别,知愈多,朴愈失,道愈散,此为老子所不喜。至于儒家所谓仁与义与礼,皆从德中分出,老子亦深知其意。惟多立了此诸名,则易使此德易忒易离而不常,故必去此诸名,其德始为常德,乃为可久。是则老子意,惟此大自然乃是一可久之常体。由自然中分别出人文,又于人文中不断有种种兴建,多立名目,知识繁起,则于此可久之常体易有差忒,易有违离,而人文界之种种祸害,即从此而生。老子此种意见,亦非不是。只是太过消极,欲使人文界复归于一无名之朴,此事不可能。儒家则于人之德性中分别安立出仁、义、礼、智四项名色,后人又添上字而目之曰五常。用此一字,显是会通了道家思想。老子所极言者,儒家已把来涵摄融化。

以后佛书翻译,好用真常二字,而曰:

破碎空有,独证真常。

惟常,乃见真。若无常,即假非真。此可见之一观念,实为中国思想儒、释、道三家共同所重视。

五常二字,始见于董仲舒之《贤良对策》。至《庄子》、《韩非书》及《史记·礼书》、《乐书》皆言五常,但皆指五行言;此指自然界。《白虎通》始遵董仲舒以仁、义、礼、知、信为五常,王充《论衡》亦言之;以五常专指人文界,至是而定。

字在论语中本极重视。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人生必赖食以养,赖兵以卫。不得已,养尤急。一切生物,皆先求自养,次求自卫,人亦与禽兽无异。然人类社会独有一,遂使人类得成大群,又使古人、今人、后人一线相承。合长时期之全人类而成为与天地并立之人。盖之一德,既通彼我,亦通死生。分彼我,别死生,此是天地自然。如犬马禽兽知有己,但独立存在,虽可暂聚,不能如人类有社会之大群。又且前犬后犬,各为一犬。前犬死,后犬生,各自分别隔绝。不能如人类,有历史,有文化,通于死生,合古今前后而为一。心情相通,知识相通,彼我死生相通,不复离乎群而独立为人,乃始融于群而和合为人,于是而有人道。人道本乎仁,而必始乎信。信即人道,亦即群道,故曰民无信不立。若仅知自养自卫,而无相互间之信,人类即下侪于禽兽,不能有人道之创立。

信可四分言之:一、我信人,二、我自信,三、人信我,四、人我共信。孔子自道所愿,曰: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必我与友以信,始使友信于我。友与我两心如一心,两人如一人。此即相人偶之仁。惟仁难知,信易明,故必由信以及仁。曾子亦曰: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凡朋友相交必以信,人群相处亦必以信。故曰: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如车无輗軏,何以行之。

人道之一切推动本于信,人道之一切建立亦本于信。是人道最大关键,亦是人道最大基石。

孔子又常兼言忠信。《论语》又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少言性,仅曰性相近,习相远。此处言忠信,即言人类禀赋于天之一种本质,即犹言性。孔子纵不言尽人皆同,要之大体相近。者由中而出,人类由其本心直道而行皆必忠。不如一切缘起心,迂曲转变,循至本心亡失,乃有不忠。而此由中发出之忠,必有推拓及人之与相配合。故忠信二字,只是指此一心。此一心,乃是人类与生俱来之原始本心。在此心中,有我亦有人,人我交融,不见有别。此心禀于天,故人人皆同。但又必加之以学,以人继天,乃始成德,惟忠信之德较易而仁德则难,故孔子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以见人性相近,而德有深浅。由于忠信乃可求仁,进德有阶序,而孔子之教乃弥见为平实。

曾子亦曰: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是证曾子受孔子之传,主要即此忠信二字,日必三省,此亦曾子之好学时习。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道至高难学,有子以孝弟为学仁之本,曾子以忠信为学为仁之本。《论语》二十篇,以《学而》为第一篇。篇中学而时习之为首章,即次之以有子孝弟为仁之本章,又次之以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章,此可见孔门师弟子间之教学精神。

孔子少言性,多言学。其教人为学,又循循有阶序,如孝弟,如忠信,皆人人幼学所能。至孟子始言性更重于言学。又举仁义礼智,皆大人成学,乃能企及。非孝弟、忠信具体实践易知易行之比。此间乃有一大分别。盖性属天赋,学则人为。必以人继天,使天人合一,乃始是人类文化之正趋。尊天蔑人,仗人逆天,皆不是。孟子道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似乎过分重视了天赋原始,而不免轻了学与习之人为部分。荀子继孟子后,谓善出人为,其书首以《劝学篇》,其重视学与习之人为部分,似较孟子更切实。而昌言性恶,则不啻要以人逆天,此是其大缺点。此后宋代理学,大都阐述孟子性善,然北宋诸贤皆不主废学,尤如朱子,谆谆劝人于学问修习,而近代或讥其近荀子。陆王则阐引孟子而有废学之嫌,尊德性而忽略了道问学,本源虽正,濬培无功,不可不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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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0-4 21:57:30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九

今试依孟子言四端义来释字,则禽兽天赋亦各有信。惟其范围较人为狭。乳虎稚狼,至少必信其生我者,故能亲昵相处,不畏惧,不逃避,不斗噬,不敌视。及壮,出遇同类,亦若相互间有信,能相安,不相仇。人类婴孩始生亦然。其对父母之亲昵可不论。纵婴孩未得亲生者抚养,然其初生,至少即具一种安全感,而并不抱有恐惧感。故孔子提出字,其中即有。信是友道,实即是群道,亦可谓即是人道。非信何能仁。人有当面接触而为朋友者,为数实不多。但人当在大群中为人,又当在前世后世前代后代更大更悠久之大群中为人,不得专封蔽在其当面所知所识中为人。故友道实本于人道。《庄子》曰:盗亦有道。淫朋恶友,平日相处亦各有信。若不互信,即不能结合为盗。但只在小团体小结合中有信,一到大团体大结合中,即信心有所不及。凡有大信,斯能为大人。仅有小信,斯只为小人。故信之为德,虽本于先天,然亦必赖后天之学。

自有人类,文化演进,已不知其若干万年,姑以中国北京人距今五十万年言。中国有文化历史,到今不过五千年乃至一万年,较之自原始人迄今,只占其途程中五十分之一。若谓五十万年前原始人天赋之性,即如四十九万年以后之人类,又谁信之?即论人类在此一万年中,五千年后人类所赋,其禀性内容,恐已与五千年前人类有不同。亦可谓禽兽仅赖天赋,人类更多学习。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人类经过了五十万年之长期学习,其天性乃与五十万年前之人类,骤视若相距甚远。即以信心言,亦当有别,信心有广度,有长度,有深度。可相通,可预知,可相通预知到极深邃处,此皆待于后天之学习。

孔子曰:

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

若人各怀小信,各信小道,斯对大群之大信大道,必有贼害。亦如仁与知,皆不能徒好而不学。

孔子曰: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此举仁、知、信、直、勇、刚六言,皆本出于人性。但不继之以学,则各有蔽。人类文化相异,即异在其对于天赋六言之德之所学之深浅。

老子所抱,乃是一种个人中心主义之二元人生。彼不喜儒家言仁,因亦对个人自己以外之他人不抱有信。其言曰: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

彼之所谓微妙玄通者,只是在他人前不鲜明表示自己之态度。犹豫多疑,不轻作决定。自言有三宝,一曰不敢为天下先。故于孔子所言之六德,如仁如信如直如勇如刚,皆为老子所不取。老子所尙,乃在权谋术数阴柔一路。老子又言:

绝圣弃知,绝学无忧。

是老子不惟不信同时之他人,亦复不信从来之古人。彼所自喜者,正在其一己之自知。老子乃在自喜其一己之自知上,而对人不信不仁。又曰:

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

是彼之所知,亦不欲同使人知,更可谓不信不仁之尤。

孔子则极端重视于学,其言学,又必兼言及信。故曰: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所谓学,不限于学同时他人,又必上学前时古人。故曰信而好古又曰尙友古人。若非有信心,则如何能上学古人。而且信心不笃,则虽学而不知好。故凡好学则必从笃信来。人道与文化,则必从相互之信心与夫长时期之学,乃能日进而无疆。

故学必本于信。信心大,则学大道;信心小,则学小道。若非笃信好学,则焉能守死而善道。不能守死善道,则生斯世,为斯世善,斯可矣,此乃为孔子所深恶之乡愿。乡愿不可与入道。言必信,行必果,径径然小人哉,此等人,孔子尙认为可以为士之次。因其说了话当话,行事果敢不退缩。虽是小人未闻大道,但他自己亦有一条道。乡愿则大家这样,我亦这样,只知阉然媚于世,自己没有一条道,只是追随世俗,同流合污,没有自性,没有人格,内心只是一大虚空,但他能使世俗众人皆悦。他似乎是为人活着,自已成了一大空虚,故得到处与人无碍,亦不受人讨厌。而且其人像似忠,又可信,其实只是一人影子,没有自己人格。但乡愿亦会反对两种人,一是狂者进取,好言古之人、古之人,崇仰前世,来作衡量今世之标准;一是狷者,踽踽凉凉,孤单独行,有所不为。要之乡愿反对人有内心个性自己人格,其对自己乃毫没有自信。

人生大道,人类文化,必从各个人之自性内心人格动力为起歩,乃以获得多数人之同情与响应为归宿。所谓人类多数,亦有高度深度,不专以时代计,应兼以历史计。历史人远多于时代人。由各时代合成为历史。每一时代,则皆以流俗人为多,其中有少数杰出之人物,若为卓然不群,待及流俗随时代之冲洗淘汰而转变而消失,而其中少数杰出人则可以越过时代之转变而不转变,跳离时代之消失而不消失,伟然屹立,仍有其存在。此等少数杰出人,则必由其内心个性发出其人格动力而完成,亦必由于其在当时乃及后世获得多数人之赞同崇仰而后被目为圣贤而在历史上辉耀其光芒。故各时代之流俗人,只是假多数,此少数历史上之杰出人物乃代表着人类中之真多数。此杰出少数人,有高度,有深度,乃经人类长时期无形的民主选择而公认。由于此少数人而始产出人生大道与夫文化之大传统。人类之有学,乃当学于此历史上之少数人,非可只学于其同时之多数流俗人。故孔子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所信所述,正是远隔孔子时代以前之少数人。所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亦即此少数人所建立而倡导之道。明得此,便知人无信心便不能学,勉强学了,亦不知好。心下有信,便觉所信所学与我合一,如此始能好。其所信所学所好,因其超出了同时代之流俗,乃不易为同时流俗所知。到此阶段,必贵能有自信。

子曰: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又曰:

知我者其天乎?

孟子曰:

圣人复出,不易吾言。

此皆其极度自信处。人非自信,又何能起人信。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悦。此必漆雕开已知向学,故能起不自信之心,不自信,乃由其对人生传统大道有更大之信心而来。故孔子闻而悦之。

孟子继起,言人皆可以为尧舜,此是一大信心。其引颜渊之言曰:

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我何畏于彼哉。

人与人必有同类感,若我不先有所信于人,如何引起对自己之自信。苟自己无自信,又如何引起人对我之有信。苟自信互信俱不立,则人道亦无由立。中国文化传统中,无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必信有超于人类以外之上帝;此种信心,必待教而后有。而孔孟言信,则信与我同类之人。信古人,信后人,自信信人,所信在人类自身之人文界。《中庸》曰:

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胂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此是一种对人类本身极深厚极崇高之信。本诸身者,凡属其所自信,必从其本身之实知实行而起。征诸庶民者,先获人心之同然,虽处流俗,亦必有信有征,如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是也。考之三王,是求信于历史;建诸天地,是求信于自然界;质诸鬼神,是求信于精神界;但又必百世以俟圣人,则因我之笃信好学,信而好古,正是信于古之圣人而始建立起自己之自信。苟无古圣,则无所起信。果能自信,乃能信及后圣。可俟后圣来为我作证。中国文化,正可谓是一种极富信心之文化,信人文,信圣教,信人心之同然与天人之合一。若使人类社会能获得此一种共信,则人文界自可到达一种真善美的圆满的理想境界。故可说汉儒于孟子仁、义、礼、智四德之外,又补出一字列为五常,此乃汉儒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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