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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满清最后的皇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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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12 00:29: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转帖]满清最后的皇族

满清最后的贵族

2012年3月23日《南方都市报》

  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之后,新掌权者对前朝的王室成员多有优渥之举,在私人生活方面予以不少方便。1949年新政权也依此惯例,对满清王室的重要成员多有优待,在历次政治运动来临时也尽力做了某些调节和保护,尽量使他们免受外界的冲击。在1959年末代皇帝溥仪特释之后,对爱新觉罗家族的照顾和宣传工作一直被赋予更高层次的统战意义。

  zhonggong高层对载涛的礼遇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居京的满族上层中辈分最高的是载涛和载润,《人民画报》曾登有溥仪夫妇上门拜访叔叔载涛的照片,其情融融。载涛时有八十多岁,zhonggong高层对他是礼遇有加,鉴于他爱马的个人喜好,毛泽dong曾特地给他一个军队骑兵训练机构的高官闲职(马政局顾问)。

  1964年春天,载涛大急一场,原因是住宅内东边有三间房歪闪得很严重,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区房管局来人看后,估计需要花费1200元修缮费。当时载涛虽然凭着部队的闲差每月可得二百多元,但是家里开销不小,所剩有限,一下子无法筹备大笔修房钱。载涛对市民政局来访者说:“我每月收入200多元,哪能有1000多元修房钱呢,真是无法筹备。”(见1964年8月13日北京市民政局《访问载涛记录》)

  全国政协机关得知后,由总务处派人来家察看,建议能否分期付款。载涛为难地说:“分期付款,每月最少得付五十元。照这样房子修好后,家内生活要发生问题,我只能卖些物品吧。”全国政协将此事汇报上去,等到二月份,政协办公厅给载涛打来电话,说修房问题解决啦,有人给你拿钱。载涛说:“组织上千万别照顾我,因为(政协)委员很多,以后别人再有这问题不好办理。”对方说:“钱不是政协给的,您在家候一候,今天有人给您送去。”结果当天下午家中就迎来了一位干部,自称是毛主xi派来的,说主席听说你有暂时的困难,从主席自己稿费内送给你二千元,让你把房子修好。

  此段过程的描述源自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林勤1964年8月27日上午对载涛的访问记录。访问中还记下载涛收下钱后无比激动的情绪:“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以为自己在做梦,感动得我流下眼泪……”载涛在对访问者述说时又忍不住抹泪,他说:“主席待我太好了,对我的恩情我一生怎样报答呢?这不但是我的光荣,而且是我们全满族人的光荣。我已经八十多岁的人了,要在过去早就没用了,可是主席给了我这么大的光荣,不但给我职位,还给我充足的生活费。我有点小困难,主席用自己的稿费照顾我,真使我良心上受到莫大的感动。我下定决心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尽我一生的力量努力改造自己。”

  为了表达感谢之意,载涛用了家中留存的最好信笺,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致意。这是载涛自1949年来第一次自发地给zhonggong最高领袖通过书信表达敬意,因此此举颇受zhonggong统战部门的重视,屡屡引进简报上呈高层。

  后来毛泽dong又再次指示全国政协:今后载涛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要派汽车接送。车接车送在当时算是部长级的待遇,这使载涛感到很大的政治性荣耀,他有时激动地跟来访者这样表述:“我去开会要汽车,一打电话马上车就到,真灵,我的光荣真是太大了。”(见1964年8月18日北京市民政局致市委统战部报告)

  载涛对外界的表态

  从现存市民政局的档案来看,经历过清末、民国历次大风雨的载涛对外界的表态确实葆有满清皇室的应有风度和应付能力,时事观察力强,说话得体,应对自如。人们想起载涛的大名,往往会联想到清末那位张扬自负的年轻贵族,为光绪帝同父异母弟,24岁就出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岁月蹉跎,云起烟灭,载涛早已经没有当年叱咤一时的气势。

  1963年11月全国政协组织载涛等委员到福建沿海一带参观,途经福州、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回京后载涛兴奋地表示:“我在前线,离小金门岛、大旦岛很近,连国民党的旗子都看到了。当时我就想蒋介石别瞎胡闹了,万万也回不来了,来几十个人,不用解放军,民兵就给解决了。在前线还听见了炮声,可是老百姓都不害怕,他们都听惯了。”他还提到在福建一路上看到的水库,认为在旱灾之年这些水利建设发挥了威力,他说:“在北京光说三面红旗的优越性,体验不深。这次是我亲眼所见的,感受就真切了,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光学习不实践不行。”(见1963年11月20日市民政局关福禄《关于了解载涛情况的汇报》)

  在1964年8月18日市民政局致市委统战部的报告中,转述了载涛对美国袭击越南的“东京湾事件”的看法:“我们国家当时就发表了支持越南的声明,可是苏联到今天也没放个响屁。我就很奇怪,苏联的科学、武器哪一样也不次于美国,为什么赫鲁晓夫这样怕美国呢?这充分说明修正主义就是投降主义,我们中国有毛主xi的英明领导,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美帝想侵略我们那叫做梦,我们就打它个头破血流。”在这里,可以看出载涛通过读报、阅读文件,对官方刻意展示的国际形势比较熟悉,能用自己特有的言语句式,把当年反帝反修的要点基本说得很清楚,巧妙地迎合了当政者的对外态度。就是“没放个响屁”用词过于粗俗,不符皇室贵族高贵的身份。

  1964年8月初,北京市委向中央提名载涛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人选,市委统战部、组织部为此向市民政局党组书记李恕发函,要求内部调查载涛近些年来的政治表现,并叮嘱要注意保密,不要向本人宣布,以免失密,造成不良影响。很快,市民政局回复说:“载涛近一年来一直在家养病,很少出来参加社会活动,也没有参加五反、四清运动,在这方面尚未发现问题。”

  民政局这份回复报告中特意引用了一大段载涛的表态,以此作为他最近的政治性反应:

  载涛说:“毛主xi真是世界上伟大的人物,主席的英明表现在各个方面,不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学上都是专家。就拿释放战犯这一事来说,也看出主席的英明。伪蒙疆德王被放出后,还安排在呼和浩特文史馆工作。溥仪也是一样。这些人要在国民党时期早就死了,现在这些人都改造成为有用的人,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一点力。真是有这样英明的领导人,才能有这样的事情,怎能不让我们从内心佩服呢。”

  载涛表露得很自然、诚挚,对领袖人物的颂扬也大体符合当时的宣传幅度,没有脱出政协委员一般宣扬的尺寸,称毛泽dong为“各方面专家”则属于自我发挥。

  载润向政府求援

  与载涛同辈的载润却过得极为低调平淡,是爱新觉罗家族中的另一类典型。他在晚清时出任过内务府三旗护军营事务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等重要职务,外界俗称他为“润贝勒”。他的行事风格与载涛大大不同,不爱出头露面,内心里对新政权不想过多联络。

  1956年载润只是被安排为北京市文史馆馆员,每月由文史馆给予60多元津贴。在当时在京的minzhu人士、民族重要人士中,这种的供给标准属于低下一级。载润自己生活的家zhonggong有四口人,有夫人、儿媳妇和一位老保姆,开销有时就显得相当紧张,不得已就得*出租私房收入2 0多元补贴家用。1961年4月载润一个在银行当普通职员的儿子溥苍中(东城区政协委员)给市民政局民族科写信,要求政府能否给载润一些特殊照顾,增加若干副食品供应数量(见1961年4月6日市民政局民族科关福禄《关于载润副食品补助问题的请示》)。

  当时载润近83岁,能同意发出这封信求援,可见他在生活营养上的困窘情形。市民政局以他“均未在国民dang和日伪时期做过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由,转请载润所在的市文史馆酌情处理。正是由于载润的过于消沉、不配合的隐世态度,使他在企求官方协助处理家境困难方面颇费周折,可以想像他自己的内心也会为此踌躇和不安。

  溥韫娱的特别补助

  溥仪的六妹溥韫娱在一家国画工厂画娟片,月收入30多元。而爱人王力民为市第二聋哑学校教员,体弱多病,因患阑尾炎病在家休养,月工资只发54元。家中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十六岁,有两个上中学,两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这让王力民不时感到生活重负,时常向单位借支度日。据溥韫娱1961年5月反映,爱人上月因病向学校工会借了10元,本月发工资时已扣清,最近又无奈地再向学校借了20元。经市民政局民族科同学校领导电话联系,证明溥韫娱所述的情况属实。

  实际上溥韫娱有八间私房,出租其中四间,每月收房租八元四角,另外市文化局出于统战考虑,每月还补助她40元。但还是不能弥补家用,时常露出拆西补东的情形。有一次因接待二嫂(溥杰的日本籍夫人)和会见外宾(危地马拉外宾想访问溥仪及几个妹妹),溥韫娱不得已卖了一辆自行车,得款120元,花了一百元做了一身毛料衣服。

  1961年5月因修房无钱,溥韫娱出面希望民政局解困。西城区厂桥房管所曾去检查她的住所,发现南北房两间四根柱子糟朽,南房一间灰顶棚脱落,有六间房漏雨,估计共需工料费80元。考虑到她与溥仪、溥杰关系较近,有时还需接触一些外宾,市民政局局长、党组书记李恕特批:“同意补助50元。”李恕还同意这笔费用从民族事业费中开支。(见1961年5月26日市民政局民族科《关于溥仪六妹要求照顾的请示》)

  到了1961年底,溥韫娱的爱人王力民再遇难题,因阑尾炎穿孔请假已超半年,单位只给他工资37元,11月份扣除借支实发九元三角四分。另外欠银行修房贷款50元,每月还10元,还欠20元。这样冬季添置五个孩子棉衣棉鞋有些困难。民族科打报告,希望能给予一次性补助30元。局长李恕1961年11月22日批复,提高了补助费的数字:“溥韫娱确是遇到了临时困难,可一次补助50元。”

  溥韫娱后来调到画院工作,另一皇室成员润麟从汽车修配厂调到北京编译社,这引起溥仪五妹金韫馨的思想波动。金韫馨在西直门内大街巨龙饭馆当收银员,月工资30多元,身体较弱,她也希望能调到画院,其爱人万嘉熙鼓动激烈。万嘉熙跑到溥韫娱家中说:“你五姐(指金韫馨)身体也不好,在饭馆工作也太累也不适合,她也会画国画,她是不是也可以要求到画院去工作?”万嘉熙到处打听画院正副院长姓名等情况,还要去找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谈这个问题。

  想不到此次却碰了大钉子,李恕对此意见很大,尤其是他知道金韫馨虽早年曾学过画,但已多年未画的内情后,对万嘉熙要求特殊化的言行十分不快。1961年11月30日李恕致信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贺一平,内中称:“这些人自从溥仪释放以后得寸进尺,在工作生活上都要求特殊,特别是万嘉熙表现得比较突出。我们考虑今后在适当时机开一次座谈会,对他们进行教育。”“得寸进尺”四个字在正式行文时删除,但其中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作者 陈徒手,著有《人有病,天知否》等,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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