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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儒学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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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1 20:40: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儒学的终结

  
  【转贴按语】这篇文章言之有物,有阅读和思考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欢迎大家谈读后感。 [如是我闻]
    
    胡传胜
    
    当说汉语的哲学界正在高谈阔论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和现代化(成中英,1983),中国哲学对西方的挑战,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傅伟勋,1985),满怀信心地讨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杜维明,1989),儒家哲学对现代工商业文明的人的生命意义的拯救(刘述先,1966,1980),相信中国哲学将有伟大的未来(冯友兰,1948;季羡林,1993;费孝通,1992),甚至将主载世界(梁漱溟,1921;汤因比,1975;狄百瑞,1993;李约瑟,)的时候,说中国哲学--“文化的精华“、“时代精神的体现“、“中华民族创造精神的凝结“--已经死亡,连我自己也感到大逆不道且难逃哗众取宠之嫌。对某人、某文化思想的最严重的、不负责任的且带有诅咒性质的攻击,也不过说他(它)死了。为了避免过多的误解与非难,我必须立即说明“终结“是什么意思。
    
    我说儒学已经终结,意思有以下几层:第一,儒学的具有特征性的也是其核心的范畴,如仁、义、礼、忠、恕、孝,等等,在现在或现实的哲学思考中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该哲学的中心范畴已经不再是人们用以思考、进行哲学思维(philosophizing)的概念工具;第二,除非转换成另外一种说话方式,这种哲学的范畴的含义、它的独特的精神,已经无法被现在活着、思考着的人所理解,换句话说,这套哲学连同它的那套独特的概念系统、思维与表达方式,只具历史的存在,必须经过转换才能融汇到现代人的生活当中;第三,因此,我们尽管可以理解(就哲学家而言)甚至认同它,但与它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时代、用词、思考方式上的鸿沟。以上三点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当人们用以思考、解释人类环境与自身的范畴已完全不同于以往思想的时候,以往的思想就断续而终结了。因为儒学已经终结了,所以这里只是陈述一段历史故事而已。对于这段故事,我没有失乐园的婉惜,没有上帝之死的慌张,也没有如释负重的轻松与解放之感。
    
    我只是客观地、不带个人色彩地把它说出来而已。由于我认为用词是哲学思考的核心,所以我认为当中国古典哲学的一整套范畴已不能代表当代说汉语的哲学家的思考时,古典哲学就终结了。我决不否认,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如果有人说,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自我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体现,那么,中国哲学不仅没有终结,而且正在取得巨大的发展。哲学的终结与人死一样,是一个简单而确定的事实,然而导致其终结的因素、环境却极为复杂。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说明这些因素。
    
    一
    
    在近一个世纪里,儒学受到了二次打击。第一种打击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现在人们用一个时髦的词,“反传统主义者“来称呼他们)把中国哲学作为传统的一部分加以反对(林毓生先生称他们视传统为机体,而且视其为传统的顽固的保护力量。
    
    他们否认中国哲学的真理性,如果中国传统有一些称得上智慧的东西的话,也很少,不值得大海淘金,相反,传统尽是一些“使我们抬不起头的东西。“(胡适)在吴稚晖眼中,除了宗教(和西方启蒙主义一样,他们对宗教特别反感)和“国故“以外,他并未发现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儒、佛在朱熹等人的调和下,产生了可怕的教条,终使中国变得毫无生气。至于国故“这臭东西“,“它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非把它丢在毛厕里三十年,……什么叫国故,与我们现实世界有什么相关。“(吴稚晖,157-158)。
    
    陈独秀和吴稚晖一样,除了束缚人的礼教、迷信和偶像崇拜之外,在传统中没有看到可接受的、真实合理而又稳健的哲理,因此一切皆在破坏之列。他说:“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
    
    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所营心目注,其范围不超越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陈独秀,1916)他在孔子之道中看到的是对理性的漠视,因此他认为对于现代意识来说,儒学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堕落,儒学的遗产是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它压制着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
    
    我们没有必要对新文化时期重要人物反传统主张的作过多引述。
    
    现在看来,对儒学冲击最响的,实际上效果最小。它的最大作用是态度上的。它成功地使当时的知识分子从感情、态度上远离、厌恶传统。
    
    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最意味深长的冲击是白话文运动。若不伴有这个打击,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就会小些。因为,只要现代人与孔孟朱熹仍生活在同一语言环境中,仍旧用孔孟朱的同样的范畴来思考,则新文化斗士的偏激总有一日会得到纠正。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范畴,思想就无法逃脱历史传统的影响,也就无法不成为传统的编织。但白话文运动使之不可能。白话文运动使人远离了古代人的思维习惯,停止使用前辈哲学家所用的词来思考、写作,不再为“道“、“心“、“性“、“体“等古典哲学的话语、问题系而烦神。被现代哲学家讨论的“道理“、“性质“、“心理“、“理论“等等,与孔孟朱王用的字根本不同。
    
    虽然还是方块字,但它的加减组合就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网络。
    
    讨论“道理“、“理论“的哲学家不再认为它与老子的“道“、朱子的“理“的关,讨论“性质“的哲学家也不再认为与王阳明、孟子的“性“有何关系。似乎不同的排列组合正是要防止思维滑向传统。哲学家不再积极寻求与古代哲学的联系,因为害怕失去精确性。这样,思想向传统的返回的路就被切断了。
    
    实际上,下文所说的儒学对儒学的冲击,也产生于白话文运动之中且作为其一部分。白话文运动的后果就是从根本上让前一代和后一代生活在不同的思维环境中。
    
    虽然白话文、现代汉语的字未变,但每一个字,只有在其引申的意义上,或者在其稀有的意义上,才与传统哲学相关。“道“在现代人(无论他是哲学家还是其他什么人)眼中,首先是道路、铁道的“道“;“理“是“理论“的“理“,“理学“是“物理学“的“理学“,而非宋明“理学“的“理“;“气“是“生气“的“气“,而非“理在气先“的“气“,“气学“是“大气科学“。而且,除非是专业极强的中国哲学史,没有人在冯友兰“接着“讲的意义上讨论“理“与“气“以及几乎所有中国哲学的范畴。总之,传统的哲学语言,只是哲学思维思考的对象,而非哲学思维用于思考的工具,当代哲学家与传统哲学的关联始终只是一种历史的关联。
    
    用与祖先不同的语言来书写、思考,这一点使得中国的反传统比任何国家都更彻底。
    
    作为对比,可以回想这个事实。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哲学家用法文、德文、英文而不用拉丁文(十六、十七世纪西欧典型的的“国际“语言、学者语言)书写思考。在此以前,哲学家都用拉丁文思考。用拉丁文,联系的是经院传统,用日常自然语言(他们的没有哲学化的母语),则联系着日常的、此时此地的经验世界。这很象五四前后的中国。用文言文思考,联系着扯不清的儒释道传统,每个词都被“污染“过,用白话文思考,从白话或日本人造的概念中借作概念,便联系经验世界。举个例子,在传统中没有比“仁“更含义深重“富有哲理的字了,也许儒学说到底就是仁学。
    
    然而二十世纪,除了“仁人专士“这个太书面话、太典雅的用法外,谁还称某人为“仁“人,称某学为“仁学“呢?“仁“这个字压着中国文化的全部重负,既联系孔子和他的两千年徒子徒孙的理想,更联系着各朝各代对有德无德、无法无天的帝王的令人作呕的吹嘘。
    
    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是好?最好放弃这个词不用。人怎么用,指什么,什么就是词的简单明了的含义,而不必问孔孟老庄朱扬如何使用、定义它。
    
    现代汉语或白话文的产生有两个目的,一是“纯化“语言,使之摆脱与古代的扯也扯不清的意义联系;二是容纳西学。这与五四批判、打击传统的总目标相关。
    
    改变语言使这打击成为对传统的无视、不顾。从语言上另起炉灶,产生思维的隔阂与障碍,这自然达到了抛弃传统的目的。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抛弃传统。白话文的倡导者们把撇开一边的传统比作臭粪,只要不拔它,就不会发出臭味(钱玄同,1916)。白话文,使语言接受现代生活与科学的事实,而切断与古代的关联。当然,由“纯化“而引起的思想单薄,只有后人才能体会到。可以抗拒科学、技术、制度,可以抗拒文化的所有东西,但是语言无法抗拒。五四以后的哲学家可以抗拒西学的一切,但却无法抗拒白话文,而西学,从科学、观念、制度到技术,都消融于中国人现在使用的“现代汉语“中了(注3)。
    
    二
    
    五四以后,那些纯真的、真诚的、很有学问的中国 中国哲学的皈依者,为了挽救中国哲学的不幸,便千方百计地向生活在另一语言、另一思维习惯中的人讲述中国哲学的“真理性“(他们干吗不用“真谛“,而用孔老玄都未用过的“真理“这个词?)他们抓住了中国哲学中的“精神“与“生命“(而这都不是孔、老的哲学术语)。他们的用心非常善良,想借机使中国哲学获得新生。然而事与愿违。他们用白话文解释得越多,就越离原典。结果,当所有的古典哲学观念都用现代术语讲述出来,所有古典哲学范畴都转换成现代词时,人们便不再需要原典了。这些哲学家,当他们理解解释儒学时,可能尚在古典哲学的那个意义世界中,当他们从解释转向构造新思想时,他们便发现无法使用古典的范畴与语言。于是他只能转向不同的意义世界。
    
    这就导致了中国哲学断续。二十世纪中国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第一流哲学家,这可能是每个人都接受的事实。即使是方东美、牟宗三本人,也会很坦率地承认与海德格尔、怀特海不属于一个数量级。
    
    这是为什么呢?中国人没有思辨力吗?不是。没有思维传统吗?也不是。为什么?中国思想的新的传统还未建立起来。当第一流的中国哲学家讨论阳、阴、易、道、礼、忠、恕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仅在解释,解释虽离不开创造,但“原创“光从解释上是很难开出来的。所以当他们解释历史时,人们认为他们属于一个传统;当他讨论“人性的结构“、“存在主义问题“,或“结构“、“存在“时,人们又总觉得在这方面他们并不在行,他们无法完全适应这个源于西方哲学和当代人生活的另一传统。所以,中国哲学目前只在寻找位置而已。
    
    它也许建立起了一些思想头绪,但似乎还在等待真正的集大成者或继往开来者,或者说,继往有了,开来还说不上(傅伟勋,1985,1986)。

http://bbs.cnover.com/readartice.aspx?aid=2004027-0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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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3 06:42:06 | 显示全部楼层

     太长时间没有过来。惭愧无已,有负师友。先在这里留些文字吧。

     时隔9年,看到当年先生转来一篇文章。依然能够感觉到文章作者深刻的见地,与对于民族文化的夷齐“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的悲世情怀。并令人由衷对作者产生敬意。

     灵光读后感觉如下:

     一、白话文的产生,是清末废除科举、作为三纲之一之帝制的解体,东西文化的强力碰撞(当然,对中国来说有“被动接受”,对西方来说堪谓“价值输出”),民族精神产生根本性动摇一系列合力的结果。此非胡适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所以办,亦非五四“弄潮”之徒所能为。用儒家的话,可以说“此天也,非人力所能为”。

     二、就象作者也提到了“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哲学家用法德英文而不用拉丁文书写思考。在此以前,哲学家都用拉丁文思考。用拉丁文,联系的是经院传统”。予尝感觉,在西方的中世纪后期和近代,西方诸国为摆脱罗马教庭的精神束缚,不用经院神学的拉丁文,除了用母语翻译和诠释圣经外,加之随着对自然科学认识的逐步深入,开辟理性主义。盖此思想背后,语言亦随一变。由是观之,东方和西方一样,都曾经历了这么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然而最为不幸的是,西方“道问学”与世俗化的不断高涨,最终黯淡了基督教神学的“尊德性”的神圣性来源。东方亦如此,白话文兴而传统精神丧,东方西方历程颇为相类。

      三、白话文诚然不足以成为儒学与民族精神的载体。但儒学与民族精神逐渐复兴的今天和将来,白话文仍不妨成为古文的“配套”语言。在古代,文章与市井语言亦不相类。如此可知,今日之白话文可以当作古代白话的发展。总之,人心不死,儒学终有勃兴之日。此非白话文所能障碍。盖障碍者不在白话文,而在教育。在9年前作者有悲愤心境,不知观今天儒学复兴局面,不知此心稍稍宽慰与否。

      四、作者又云“导致了中国哲学断续。二十世纪中国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第一流哲学家,这可能是每个人都接受的事实。即使是方东美、牟宗三本人,也会很坦率地承认与海德格尔、怀特海不属于一个数量级。”——这个问题本身,恐怕不是“中国哲学断续”的问题。或许是西方对东方的了解有限的缘故,而海、怀诸子尽管精深的学术而成一家之言,也是西方世界“捧”出来的。这些流行一时的时髦的存在主义、现象学这些思想又怎能和吾儒圣人之道与圣人之徒“在一个数量级”呢。恐怕是高抬他们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5-11-14 20:56:1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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