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然而,自古书生也常常表现出丑陋的一面。最能代表其丑陋的一句话,就是“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他们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出售,就是为了得到帝王赏识,待价而沽,谋取私利,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毫不相干。
孔夫子曾经满怀理想,周游列国以求一售。最终没有人欣赏他的治国之策,他只好回到家乡传道授业解惑去了。但孔夫子的出售是有原则的。他曾说:“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他希望把自己的文武艺售给有道之君。如果在有道之君治下,还处在贫贱的地位,那是耻辱,因为没本领可贡献;如果把文武艺售给无道之君,从而得到富贵,同样是耻辱,因为那样无异于助纣为虐。所以,孔子说:“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然而,多数读书人并不能做到孔夫子要求的那样。他们片面理解了孔夫子说的“学而优则仕”,抛弃了“邦有道”这一入仕的前提,不论有道无道,以售出为终极目的,以富贵为最高追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一批没有灵魂的人,至少是浑浑噩噩的人,丑态百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帝王的买,其实是威逼利诱兼施的,前举明成祖对于方孝孺就是。能顶住威逼利诱,不改其志,坚持操守理想的只是少数。在帝王的威逼利诱下,读书人被收入笼中,成为帝王的奴才、帮凶、宠物、装饰品。唐太宗曾经私下登上端门,见到新科进士鱼贯而来,不禁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一些读书人,把仕进作为光宗耀祖、改换门第乃至进身敛财的阶梯,把金榜题名——文武艺得以出售,当作人生最得意的事。
作为家天下的君主,从来不掩饰他们的目的,甚至炫耀他们的手段。因此宋真宗的《劝学文》中就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句子。多少读书人把这句子当成座右铭,奉为信条。试想,一个一心只为黄金屋而读书的人,会有什么远大理想和天下之志?
明朝曾任内阁首辅的高拱,是一位大政治家。他和徐阶、张居正等先后柄政,实现了明代的嘉隆万中兴。作为一位匡弊扶危、救时济世的大政治家,他对于宋真宗的《劝学文》可谓深恶痛绝。他写道:
偶遇一学究,见其壁上有宋真宗《劝学文》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予取笔书其后云:“诚如此训,则其所养成者,固皆淫逸骄侈、残国蠹民之人。使在位皆若人,丧无日矣。而乃以为帝王之劝学,悲夫!”(高拱《本语》卷之六)
高拱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锋对那些以追求黄金屋、颜如玉、千锺粟为目的的读书人和以此诱骗读书人的帝王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尖锐地指出,按《劝学文》为方针培养出来的必然是淫逸骄侈、残国蠹民的人。如果在官位的都是这些人,国将“丧无日矣”。一个家天下之君,任用残国蠹民之人,其灭亡是必然的。然而,在君主制之下,“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从根本上说,帝王要的是奴才,读书人要得是利禄,因此,无论是读书人还是君主,都几乎无法真正逃出这一怪圈。
读书人的知识技能乃至天下之志,是怎么得来的?无疑要靠教育。
《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是可以通过学习而弄明白的,旧习污染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更新的,一切都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完美境界。什么是至善?朱熹解释说:“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有一种理论,把朱熹所说概括为“存天理,灭人欲”,并且批得一无是处。殊不知,他们忽略了一个“私”字,无乃曲解了朱熹的本意!把基本道理弄清,不要因为一己的私欲、个人的好恶而干扰、歪曲基本道理,这有错吗?在那些理论家的倡导下,一切必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就成了“灭天理,张人欲”。于是,基本的道德准则,基本的道理常识都被摧毁了,人欲横流,无奇不有。
古代帝王们标榜以儒术治国,士子们也以读儒书是务。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钦定的课士理论以“事君泽民”为说辞。然而,在实际的教育中,一切都成了形式。士子们仅仅把所读之书当作敲门砖。中规中矩的教条文章,只是用来打开利禄之门的。其中的教义并没有被真正接受,而一旦敲门的目的达到,什么“事君泽民”,早已被抛到脑后了。所以,高拱又感慨教育失误:
教之废,未有甚于此时者也。……科目以文艺取士,士只文艺是竞。父兄师友之所督勉,惟此而已。而性命之理,礼乐之实,存心制行之方,事君泽民之术,漫然其不知也。遂使天下之人,惟务得官以为耀,积橐以自肥。
教育缺失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寡廉鲜、患得患失的小人:
始乎利终乎利,寡廉鲜耻,患得患失,甘为鄙夫而不自知,则以素无教故也。
是道德的沦丧,是社会责任心的泯灭,是担当天下精神的迷失。
于是国家欲求一知道理之人尚难得,况有道德者乎?然则,治道何人兴举,纲常何人肩任?识者所为深慨也。(《本语》卷之六)
三
以今鉴古,鉴古知今,古今一理。
在欧风遍吹神州的时候,引进了所谓“知识分子”的概念。最早,写作“智识分子”,大概这一称谓显得对其他阶层有不恭的意味,如此,其他阶层则似乎是愚笨无知的,于是就改称为“知识分子”。这样,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就显得不那么歧视后知者和非专业者了。不管怎样称谓,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阶层,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以来,大多数社会变革都具有群众性或伴随着群众运动。所以,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大致不错的。但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委实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学术界曾经一再就“历史动力”问题进行大讨论。不管争论各方的结论如何,我们始终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士人——知识分子,在每次大变革中活跃的身影。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维新变法、国民革命,乃至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革命,无不如此。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民族兴亡为皈依,百折不挠,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直到取得最后成功。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古代士人优秀传统的继承人,他们秉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自由独立之精神,对旧世界进行着无情的批判,担当着社会道义和理想。当然,不同时代的社会变革、革命的对象、方向不同,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担当意识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是应该引以为豪并继承、发扬的。
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在社会经济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一些文化现象不能不令人忧虑。一个就是在批判激进主义的同时刻意消解正统、消解严肃;一个就是在反思平反中出现的倒退乃至逆动。
几十年激进主义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进程。中国在落后挨打之后需要变革,需要革命,但激进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过当思想,在激进主义的误导下往往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批判激进主义,回归理性与清醒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批判激进主义时,不问青红皂白对过去的一切必定要上者下之,正者倒之,也是极为错误的。它往往使经过艰苦奋斗甚至流血牺牲得来的成果废于一旦,也使本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观念归于混乱。一些舍身忘我为民族为国家牺牲的英雄人物被任意戏谑,一些严肃的事实被恶意戏说,一定要加上粉色的花边。相反,那些在革命和社会进步大潮中徘徊观望的,躲在一边的,甚至投敌变节的则大受追捧。反掉的迷信重回,被历史抛弃的渣滓泛起。一些影视剧充斥着“吾皇万岁”的呼喊,满台黑压压跪倒一片奴才。我们的思想解放必定要伴随这样的现象吗?回答应该是坚定的:不!我曾多次说过,现在不妨重复一下,我们要有三个坚持: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动摇;二,坚持经过严肃论证和事实证明的正确认识不能轻易否定;三,坚持进步不能倒退。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物资极其匮乏的时代。艰苦的条件抑制了许多本来正当的物质欲望。同时,我们也曾经历轰轰烈烈理想高张的时代,在奋进中要求暂时抛弃许多私利同样抑制了物质欲望。然而,在宣称致富光荣、牟利合理的时候,却渐渐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物欲横流,为了得到利益,不惜使用一切卑鄙丑恶的手段。中国已经被公认为最拜金主义的国家之一,最不讲诚信的国家之一,不亦悲乎!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生活极度娱乐化、低俗化。诚然,我们的社会需要俗文化,也需要轻松地哈哈一乐,但这些不应该是全部,也不应该是大部。大众还需要先进思想的引导,需要高雅文化的涵濡。不是有了票房就有了一切。不是“不差钱儿”,就万事大吉了。某笑星放言,“小某某儿”的价值,“可以买三个电影学院”。令人不解的是,对这种无知怪论,我们的官方电视台竟然替他向全国人民传达。岂不大有愚民惑众之嫌?如果照这样的倡导下去,我们的国民将会成为“不差钱儿”但没有灵魂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也不会建立可以傲立世界的软实力。
书生,我们的书生哪里去了?那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明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狱中题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民国五年(1916)李大钊为友人题写对联改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书生哪里去了?不是“有了专业知识,有了学术背景”就可以成为知识分子了。这些人,工程师、教师、作家、文艺家,等等,如果没有担当和理想,有可能仅仅是为“黄金屋”而奋斗的匠人,甚至可能是害国蠹民的人。书生,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在于他们的独立思考,在于他们为国家为民族的担当。
有人说,儒学注定要培养御用文人和终身希望成为御用文人的人。不是,翻开历史,担当道义、舍己为民以至于赴汤蹈火的书生史不绝书。
有人说,孔夫子说的“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是一派愚民骗术。不。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孔夫子所说的“仁者爱人”,想一想孔夫子终其身是个大教育家,那么,他说的为什么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呢?百姓可以做到,就由他们做吧;百姓不能做到,就要对其进行教育。孔夫子说,书生担负着教育民众之责。再次翻开《大学》,开宗明义,不就是要“明明德”,要“亲(新)民”吗?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代言人,需要理论指引,即使在大革命中进行武器的批判时也是如此。开启民智,指引未来,塑造国家民族的灵魂需要知识分子的担当。我不认为未来的中国或世界是儒学主导的时代。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其精华,为伟大的民族复兴添一份力,是不可或缺的。
呼唤书生,呼唤中国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