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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吕留良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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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20 23:17: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吕留良散论

作者:陈祖武


吕留良是清初浙江的著名学者,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上都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但是,由于他故世后,于雍正间为文字冤狱祸及,被清世宗斥为“千古罪人”而戮尸枭首,乾隆间其遗著又遭清廷尽行禁毁,因之雍乾及尔后学者,对吕留良的学行罕有论及。清亡,考论清代学术史者,或如徐世昌《清儒学案》之略而不论,或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语焉不详,对吕留良未能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本文准备就其学行及评价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关于吕留良生平的几个问题

吕留良,一名光轮,字用晦,又字庄生,号晚村。暮年,削发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浙江崇德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终年五十五岁。吕留良生平行事的梗概,其子葆中撰有《行略》一篇,可资考见。近世,又有包赉所辑《吕留良年谱》刊行,较之《行略》更为详尽。但是,吕葆中身为清廷进士,出于个人利害计,避忌甚多。包赉之作虽旨在阐幽显微,然亦由未能见到《吕晚村诗集》等因,而仍有阙略。因此,关于吕留良生平,迄今尚有如下几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清楚。

一、吕留良是否参加过抗清斗争?

吕留良生当明清鼎革。明亡,清军于顺治二年(1645年)挥戈南下。四月克淮扬,五月破南京,六月向全国再度颁布剃发令,明令:“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不堪清军的野蛮屠戮和剃发令的民族屈辱,江南各地,义师纷起。闰六月,南明鲁王、唐王政权相继在浙江、福建建立。“浙闽起事,江南北民心煽动。”于是清军“悉下浙江”,浙东、浙西兵烟四起。

嘉兴、海宁为入浙门户,亦是一时浙西抗清重镇。吕留良故里与之近在咫尺,他的侄子宣忠、挚友孙爽,均于此时投笔从戎。顺治三年五月,鲁王所部北渡钱塘江,就曾事先约请孙爽为内应,以北联太湖义军。吕宣忠兵败被逮,于顺治四年遭清军杀害。宣忠父,即吕留良三兄愿良,在南明福王政权尚存时,即已“驱驰江上”。

吕留良是否也如同其三兄父子及挚友孙爽投身抗清斗争?对此,吕氏《行略》及《年谱》均未述及。我们以为,这是他生平行事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弄清楚。

清军南下浙江,吕留良时年十七,正是年少气盛之时。他虽为故明官宦之家的后人,但并未为纨袴习气所熏染。当明末季,江南文人结社之风甚盛,应社、几社、澄社、复社……,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吕留良亦于崇祯十四年与其侄宜忠同入孙爽所结徵书社。自此,孙爽与吕氏叔侄引为莫逆之交。崇祯末,朱明王朝濒临全面崩溃,“国势颓坏,门户之计复兴,靡然敝天下之精神于声气”。他们三人毅然弃绝社事,“读书力学”,时常在一起“论列古今及当世擘画,慷慨明了,皆可旦夕施行”。这就说明,吕留良与孙爽、吕宣忠有着共同的政治抱负,因此一旦需要报国之时,他们采取共同的行动就是有思想基础的。吕留良自幼丧父,由其三兄愿良抚育成人。他始终事之“如严父”,潜移默化,自是不言而喻。吕留良此时的经历,在其幸存诗文中,一鳞半爪,尚可钩稽。

据《祭董雨舟文》称:“忆年十七,追逐乱始,余毁厥家。公妙颊齿,经营岩泽,连络首尾。尘扇所及,如潮赴海。海冻龙沉,蛇返乡里”。这一段话,道出了吕留良生平的一段重要经历。它告诉人们,吕留良曾经于顺治二年十七岁时,散家财召募义勇,以与入浙清军抗衡。当时,在其友人董时雨的操持之下,四处连络,苦心经营,抗清志士如潮水奔入大海一般,聚集到一起。尔后兵败,又才“蛇返乡里”。

又据所撰《友砚堂记》载:“予幼嗜砚石”,“遭乱,窜迹山水,其佳者不忍舍,则托之村友。村友死于兵,殆尽散失不可问。戊子以后,归理笔札,则亦买市中石片磨墨”。这一记载,又说明了兵败返乡的时间。海宁是顺治二年七八月间失陷的,嘉兴城破,当更在前。也就是说,嘉兴、海宁抗清受挫之后,吕留良依然“窜迹山水”,直到顺治四年,吕宣忠遇难,浙西抗清大势已去,他才于戊子年,即顺治五年返回故里。

自顺治二年迄五年间,吕留良的具体行止,已不得详考。惟据其《乱后过嘉兴》一诗,可大致窥见此时他在嘉兴一带留下的踪影。诗云:“雪片降书下,嘉禾独出师。儒生方略短,市子弄兵痴。”这正是清军入浙之初,故明官吏望风归附,独有嘉兴人民挺而抗争的实录。然而兵败三年之后,故战场重游,却已经是“兹地三年别,浑如未识时。”触目皆痛,不由得吕留良“烽烟一怅望,洒泪独题诗”。嘉兴兵败,天目山南麓又曾有过他的足迹。这就是他在《看宋石门画辋川图依太冲韵》一诗中所云:“忆我乙酉避乱初,全身持向万山弃。铜炉石镜公山溪,墺转滩开负奇致。虽无别业比辋川,化安乌石差无异。万马搜山失脚来,每阅此图辄三喟。”大概就是这几年的戎马生涯,给吕留良留下了箭伤。他于康熙五年所写《后耦耕诗》有云:“箭般入骨阴还痛,舌血溅衣洗更新”。其弟子严鸿逵注谓:“子自言左股曾中箭,遇天雨辄痛。”

由此可见,顺治二年清军入浙,吕留良曾经投笔从戎,参加抗清斗争,这应当是可以肯定的。

二、康熙五年离开科场的原因。

研究吕留良生平,有一桩颇令人注目的事情,这就是入清以后,他既然已经做了秀才,可是却又在沉浮科场十三年之后突然离去。清世宗将其归结为“因考试劣等,愤弃青衿”。其实,这只不过是当权者的欺人之谈,并非公论。

吕留良始入科场,是顺治十年他二十五岁时的事情。当时,整个浙江已为清廷控制,昔日的抗清志士,或潜踪息影,或赍志而殁。继吕宣忠殉难之后,吕留良的三兄、四兄又先后故世,尤其是顺治八年,他的挚友孙爽的遽然长逝,更使他“落魄不自振”。“生才少壮成孤影,哭向乾坤剩两眸”。这样的诗句,正活画出吕留良此时的凄苦心境。歧路旁徨,四顾茫茫,为寻一苟全之计,年轻的吕留良竟然误入科举场中。尔后,在科场中的连年周旋,心迹相违,苦闷已极。顺治十六年以后,吕留良结识浙东余姚著名学者黄宗羲、宗炎兄弟和宁波隐士高斗魁,使他得以从旁徨苦闷中解脱出来。黄氏兄弟及高斗魁,早年都曾经出没于抗清营垒,兵败,抱定不仕清廷之志,执意不入科场。在与他们的频繁往还中,吕留良痛自反省,逐渐意识到科场并非苟全之地,长此以往,势必有损自己的节操。因此,他于康熙四年决意离开科场,归隐南村。这就是吕留良当年所写《耦耕诗》说的:“八年倦客违心做,九日寒花满意开。酌酒南村须早计,莫叫头白望江桅。”而且就在同一诗中,他还委婉曲折地道出了离开科场的苦衷所在。诗中写道:“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在吕留良与此前后所留下的诗篇中,上述心境多有表露。写于康熙三年的《甲辰一日》有云:“廿年不检戊申历,一日刚占甲子经”。戊申历即明历,吕留良以之隐喻朱明王朝,寄寓了沉痛的故国之思。同年九月七日,抗清志士张煌言殉难杭州,吕留良于此时所作《九日书感》中写道:“亭隅独下西台泪,岛畔谁招东郭魂。无复鹤猿依正统,犹凭鲛蛋记华亢。腐儒自有伤心处,不共宾僚说旧恩”。明清更迭,家国之痛于吕留良耿耿在怀,这是他因张煌言捐躯,触景生情而作的无声悲泣。翌年,高斗魁之兄斗辰将往福建,临别,吕留良赋诗相赠,即告以行将自科场离去的抉择:“失脚下矶今欲返,船过为报富春渔”。在同时所作另一诗中,他以兰根、莲叶自况,吟道:“画得兰根无好土,拔来莲叶出淤泥”。在诗人笔下,置身已无一片好土,落脚尽是淤泥,对清廷统治的憎恶,呼之欲出。

据吕葆中《行略》记,康熙五年,正值县学例考。吕留良于考试前夕,拜谒教谕,表示:“将去诸生,且嘱其为我善全,无令剩几微遗憾。”自翌日晨起,便不再进入科场,当局“遂以学法除名”。足见,吕留良之从科场离去,是早经酝酿,而且,他并未参加康熙五年的科举考试。因此,“考试劣等”云云,就显然是指鹿为马,不足信据。

三、“三藩之乱”中的吕留良。

康熙十二年底,吴三桂倡乱滇中,耿精忠、孙延龄、尚之信先后在福建、广西、广东树起叛旗,以与吴三桂相呼应,战火蔓延十余省,为祸达八年之久,史称三藩之乱。考察三藩之乱中故明遗民的趋向,这是判定此次叛乱性质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吕留良一生的最后岁月,正是在三藩之乱酿成的社会动荡中度过的。他对这场叛乱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是研究吕留良生平又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雍正初,清世宗罗织吕留良的罪名,与三藩乱首吴三桂的关系,就曾被列为一条弥天大罪。据云,吕留良与吴三桂有过书札往还,信中称清廷“曰‘清’,曰‘往讲’”;在他的《日记》中,对三藩乱起,“忻然有喜,惟恐其不成”,对清廷平叛,则“怅然若失,形于嗟叹”。清世宗所指斥是否属实,因吕留良《日记》及有关书札遭清廷禁毁之后,今天已无从见到,所以难作定论。不过,就其幸存诗文来看,与吴三桂的书札往还抑或有过,但是“忻然有喜”、“怅然若失”云云,恐未可轻信。

吕留良所写诗文,守遗民矩矱甚谨。凡述及明代史事,均写明年号,但于入清以后,则一概不书年号,仅记干支。此类事例,俯拾即是,不遑备举。凡称明故都南京,或为“旧京”,或为“京师”,北京亦为“京师”。而称清朝都城北京,则曰“燕”。凡称明朝,或直书年号,或称“本朝”、“先朝”。而对清朝,则称作“燕中”。由此看来,假如吕留良果有《答吴三桂书》,称清朝为“清”,为“往讲”,就是与他在这方面的一贯称谓相吻合的。而除此之外,清世宗并未进一步披露其他足以定罪的内容,可见,信中所触清廷忌讳者,不过如此而已。

吕留良与吴三桂的关系,也仅限于此,并未再进一步。据《吕晚村诗集》载,三藩乱起,吕留良曾与衡阳人周士仪有过一段往来,他先后就此写了三篇六首诗。吕留良将这几篇诗系于乙卯年,即康熙十四年,而他的弟子严鸿逵所作注,则记周士仪见访为康熙十七年八月。据称:“《备忘录》乃子逐日亲记,诗次亦系手定”,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系年,只不过是“编次偶倒”。此事究竟发生于哪一年,因无从得见吕留良《备忘录》,只好存疑。严鸿逵又称,周士仪为永历进士,“时滇中作乱,欲购致周,周不往”。其实,我们倒怀疑这个周士仪很可能就来自吴三桂军中,而且大概也是他给吕留良带来了吴三桂的信。因为吕留良诗中有云:“君山南望家犹远,湘水西来人未知”。又云:“客舍风情归兴引,故宫遗事夜深谭。锦囊投瓮分门品,别为狂迂置一函”。不过,看来周士仪此行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是吕留良在规劝他不必再回乱军中去。吕留良在《送周令公》第一首中写道:“遥传江岸栅,未放汉源槎。世总非吾土,君今何以家?久居移习性,随地变生涯。姑少安无遽,宁愁楚道遐。”第二首亦云:“公相人非易,吾求客亦难”。“瓦盆煨芋熟,留客夜深餐”。因此,姑且不论周士仪是否吴三桂说客,吕留良劝他不必回湖南去,这却是很清楚的。此时整个湖南均在吴三桂手中,吕留良对吴三桂叛乱的态度,不也是很清楚吗?

康熙二十年,吕留良新筑观稼楼成,欣喜之余,即以之为题赋诗四首。第三首有云:“槛外风烟未有涯,床头干挂旧青鞵。”“平生心事消磨尽,肯为行藏动老怀?”这就是说,三藩乱起以来,尽管连年风烟不息,但是吕留良始终青鞵高挂,世事沉浮,于他早已是心如死灰,不会再勾起波澜了,何况是吴三桂的倡乱呢?第四首则谓:“空中自可安康节,地下谁当卧许公。”“敢因窃附村名好,实愧南阳耕耒躬”。吕留良在这里明确表示,要效法古代志节之士,隐居南阳,躬耕陇亩。足见,吕留良在自己的晚年,如同当时著名的明遗民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一样,对三藩之乱也采取了超然不顾的态度。

吕留良与黄宗羲

吕留良与黄宗羲的关系,这是研究二家学行者所共同注意的课题。他们之间始而一见如故,继而分道扬镳,最后则反唇相向,以致终身不复往来。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局?这个问题迄今仍然悬而未决。雍乾间学者全祖望最先议及这个问题,他把责任全然归之于吕留良,认为当年黄、吕二人合资购得祁氏淡生堂藏书,“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于是黄宗羲大怒,遂与之绝交。全氏此说,偏袒黄宗羲,未为公允,且不知根据何在,所以后世学者多不以为然。将近半个世纪前,为吕留良作《年谱》的包赉先生,在《年谱》编就付印时,曾经不胜怅然地写道:“晚村与黄太冲感情破裂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我终无法看出”。已故谢国桢教授所撰《黄梨洲学谱》,于此也慨叹:“其隙末之由,代远年湮,已无从知之”。这个问题是否就毫无澄清的希望了呢?我们以为不是的。前人时贤之所以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努力而不得其解,症结或许就在于他们为梳爬个人恩怨所局限,没有把这个问题摆到清初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进行考察。所以,接下去我们准备就此做一番尝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3-20 23:26:1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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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3-20 23:28:25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吕黄关系回顾。

吕留良、黄宗羲同是浙江人,一个在钱塘江以北的崇德,一个在钱塘江以南的余姚,一衣带水,隔江相望。吕留良较黄宗羲年少二十岁,明崇祯元年,黄宗羲千里赴京,为父鸣冤而声震朝野,一年后吕留良才出世,应当说他该是黄宗羲的后生晚辈。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二十年弹指一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把他们作为历史的同龄人卷到了一起。

吕留良结识黄宗羲,在顺治十七年。据其所撰《友砚堂记》载,之前一年,他即与黄宗羲的弟弟宗炎结为朋友,经黄宗炎推荐,第二年秋天,他们才在杭州孤山相会。吕黄二人一见如故,吕留良嗜砚成癖,黄宗羲从其所好,赠给他一方八角砚。这方砚台颇有来历,黄宗羲诗云:一砚龙尾从西士,传之()朗三传之我。燕台澒洞风尘中,留之()文虎亦姑且。十年流转归雪交(高宇泰),治乱存亡泪堪把。一砚而牵动治乱存亡,历经抗清志士之手转赠吕留良,可见黄吕之交非同寻常文士往还。吕留良蒙此厚爱,欣然赋诗相赠,第一首云:山烟海雾事何成,头白归来气未平。党籍还憎吾子在,诗文偏喜外人争。乱云瀑布寻书院,细雨轻帆过旧京。此去茅檐休冻死,留将笔舌扫妖枪。黄宗羲前半生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的坎坷经历,深深地激起了吕留良的同情。他们相晤之时,黄宗羲刚从庐山归来,他对昔日朱熹讲学的白鹿洞书院的拜谒,更使吕留良以为找到阐释朱熹之学的同志而振奋不已。

康熙二年春,黄宗羲如约渡江而来,执教于吕氏家园梅花阁。吕留良的长子葆中即于此时从黄宗羲问学。教学之余,黄吕及吴之振、吴尔尧等人在吕氏水生草堂诗文唱和,共选《宋诗钞》,相处甚为融洽。此后,直至康熙五年,黄宗羲每年均往返于余姚、崇德间。起初,每当黄宗羲南返,吕留良总要亲自送到杭州。就是短暂的作别,他们之间亦不时诗文酬答,以寄怀念之情。在水生草堂,黄宗羲曾为吕留良的《友砚堂记》写了一篇跋,跋中有云:用晦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砚即吾砚情同手足,可见一斑。吕留良亦为黄宗羲所撰《八哀诗》作跋相答,同哭已故友人。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却逐渐冷淡下来。

康熙五年,吕留良毅然离开科场,决意归隐南山.就在此前后,他与黄宗羲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黄宗羲于此时所写《过孙子度殡宫》一诗有云:一自九原人去后,语溪风景不堪怀。孙子度即孙爽,语溪为吕留良故里,黄宗羲在这里虽是凭吊孙爽,然而不愿意再在崇德逗留下去的决心,显然已经下定。吕留良于同年所写《后耦耕诗》亦云:便无真耦也归去,顶笠腰镰占晚村这就是说,尽管无法觅得志同道合的友人,但是归隐之志已决,不可动摇。

自康熙六年起,黄宗羲辞去吕氏馆事,不复再到崇德。这以后,吕黄之间虽未决裂,但已是貌合神离,鸿沟难以弥缝。康熙八年末,他们的分歧表面化而演为争端。翌年,高斗魁逝世,为友人安葬事,这年冬天他们不约而同抵达鄞县。结果,又因黄宗羲所撰《墓志铭》对高氏的评价引起异议,弄得不欢而散。

吕留良、黄宗羲绝交后,一晃数年过去。康熙十四年,黄宗羲曾做过重归于好的努力,但未获成功。据严鸿逵称:按《备忘录》,乙卯十月朔,子在杭城,太冲遣其子主一,持书及诗扇三首来,索文以卒岁,夜次韵作诗答之。乙卯,即康熙十四年。吕留良在答诗中写道:惭愧赏音重鼓动,枯桐久已断声闻知君自定千年业,那许余人妄勘磨这显然是给了黄宗羲以闭门之羹。此后,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吕留良逝世,他们之间便不复再有往来。

二、立身旨趣的歧异。

吕留良与黄宗羲的决裂,恐怕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恩怨问题。如果我们就其学术主张、立身旨趣,结合清初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去进行考察,或许可以挖掘出导致他们绝交的更深刻一些的原因来。

吕留良、黄宗羲都是亲身经历明清更迭的人,清初,他们也同样参加过抗清斗争。明清更迭,沧海桑田。入清,一些故明封建士大夫,心怀家国之痛,高蹈不仕,或埋首土室,或遁迹空门,或潜心著述,课徒授业,或寄身山林,汗漫远游,对清廷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史称明遗民。但是,明遗民也并非一成不变,在绵延近二十年的大规模抗清斗争失败,复明希望业已破灭,清廷统治趋于稳固之后,这支队伍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其中固然不乏志节耿耿之士,但是也确有不少晚节不终者。正如王应奎《柳南续笔》所云: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识谏武王。如果说这只是笔记杂说,尚难为据,那么清初学者顾炎武的《亭林文集》,总不能视为无稽之谈。顾炎武在其晚年,曾经为同时人朱明德所撰《广宋遗民录》写了一篇序,序中有云:余尝游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二十余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问之大江以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可见,清初明遗民的分化,南北亦然。

吕黄二人身历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明遗民的分化,尽管没有改形换骨,做到了终身不仕清廷,但是,究竟应当怎么立身处世,他们之间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黄宗羲认为: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寓,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他肯定了遗民是天地的元气,在他看来,当明清易代之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不到清廷做官,就可以无愧于遗民之称了。黄宗羲有意识地大量搜求明遗民的材料,表彰他们不仕清廷的志节,称赞杨时俨为得遗民之正王鸿业为衣冠之准的汪沨如食金刚,终意不销等等,道理就在于此。他这么做虽是在推许他人,实则已无异于彰明己志。正是抱着这样的立身旨趣,他在其晚年选取了潜心著述和讲学的学者生涯。其间,在不违背这一宗旨的前提下,他又不时同清廷官员相周旋。譬如康熙六年,执教于历任顺治间兵科都给事中、奉天督学的姜希辙家,并与之重举绍兴证人书院讲会;康熙十五年,应海宁县令许三礼之请,在当地公开讲学;以及为顺治末兵部尚书李荫祖、通议大夫靳弼等人作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之也在同时和后世留下了许多馀议。

吕留良对黄宗羲的立身旨趣,就很不以为然。他没有仅仅停留于不仕清廷上,而是认为:辞受取予,立身之根本。因此,他不惟不同清廷官员往来,而且还借助评选时文来宣传夷夏之防一类的反清思想,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为抗拒清廷征聘,他更于康熙十九年断然削发为僧。对黄宗羲的与清廷官员往还,吕留良一直嗤之以鼻,讥为:满握炉钳老阿师,琅琅幕府进弹词康熙六年,获悉黄宗羲执教于姜希辙家,他愤然写下《问燕》、《燕答》二诗,以趋炎附势,舍穷檐而居雕梁的燕子,隐喻黄宗羲。《燕答》诗有云:昨夜侯家歌吹发,先放双飞入珠幕。贵人头上坐听看,羡杀笼鹦与屏雀。又云:新巢喜得依王谢,千门万户终不贫吕留良同时所写诗文,多有讥刺黄宗羲语。他曾以五古《管襄指示近作有梦伯夷求太公书荐子仕周诗戏和之》,来贬责黄宗羲请求姜希辙推荐其子到户部右侍郎周亮工家任教。诗中有云:顿首复顿首,尻高肩压肘。俯问此何人?墨胎孤竹后。又云:明夷有纲宗,寒室别传受。公当嗣大法,细子能札授清末章太炎先生怀疑《明夷待访录》的撰述动机,大概就发端于此。康熙十九年,黄宗羲的文集《南雷文案》刊行,吕留良猛烈抨击该书道:议论乖角,心术锲薄。指斥黄宗羲:当道朱门,枉辞贡谀;纨袴铜臭,极口推尊;余至么魔嵬琐,莫不为之灭瘢刮垢,粉饰标题。

面对吕留良的訾议,黄宗羲曾经剖白道:名节之谈,孰肯多让?而身非道开,难吞白石;体类王微,常须药裹;许迈虽逝,犹动定省;伯鸾虽简,尚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陶靖节不肯屈身异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钱,不能拒也。固然,黄宗羲与清廷官员的往还,并非苟且偷生,自有全身远祸的苦衷,因而吕留良的指责,不无过苛之处。但是,黄宗羲在自己的文章中,把清朝称为国朝把清军称为王师誉康熙帝为圣天子,甚至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圆滑得简直类乎投机。白纸黑字,实难辩解。这就无怪乎后人要怀疑他的晚节了。吕留良因立身旨趣不合而与黄宗羲分手,就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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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3-20 23:38:57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学术主张的不合。

吕留良之所以同黄宗羲绝交,学术主张的严重不合,也是一个原因。

黄宗羲是明末著名学者刘宗周的弟子,其学近承刘宗周,远宗王守仁。就宋明理学的分野而言,是出自与程朱学派并存的陆王学派。有明一代,其初为朱学独尊。中叶以后,陆学崛起,陈献章(白沙)首倡于前,王守仁(阳明)继起,形成了以为最高哲学范畴的致良知学说,陆王心学遂取代程朱之学而风靡朝野。及至明末,伴随着社会危机的空前加剧,理学濒临崩溃。王学末流空谈心性,流于禅释,更成为众矢之的。明清更迭,加速了理学营垒的分化。在对王学的一片攻击声中,一时理学家,或出于王而非王,或出于王而返朱,数百年前的朱陆学纷争愈演愈烈,大有置王学于异端之势。作为王学后劲,黄宗羲对朱熹之学时有微辞,主张:盈天地皆心也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虽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相参差,但是并无孰优孰劣之分,足以并存天壤他断言: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当其晚年,还在绍兴、余姚、宁波、海宁等地登坛讲学,大张旗鼓地宣传刘宗周的慎独宗旨。他说:先师之学在慎独认为:刘子之学,与阳明同而异,异而同也尤其是静存之外无动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已发未发,以表里对待言,不以前后际言太极为万物之总名等主张,更是发先儒之所未发

如果说在清初重起的朱陆学纷争中,黄宗羲是为王学争正统而呐喊的骁将,那么吕留良则是站在朱学的大纛下,斥王学为异端的斗士。吕留良说:某平生无他识,自初读书即笃信朱子之说认为:凡朱子之书,有大醇而无小疵,当笃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凿于其间, 因此,凡天下辨理道,阐绝学,而有一不合于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耳在他的攻击对象中,王阳明之学首当其冲。他认为,王学是阳儒阴释的禅学,与朱学不可两立。主张: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根,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术,穷陆派之狐禅”。他甚至断言:陈献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也在吕留良看来,黄宗羲及其师刘宗周之学,是属于陆学中的陈献章一宗。他说:近世王学惑乱,虽未能廓如,然犹多疑而辨之。至于陈献章一宗,幻妄充塞,如谓意为心所存慎独有独体、一贯,为入门工夫,而非究竟,其背叛程朱为尤甚。然不幸其渊源误出于前辈正人之口,遂足以鼓动流俗

一如前述,吕留良与黄宗羲定交之初,本来是以为找到了一个阐明朱熹之学的同志,所以他当时写的《赠余姚黄太冲》诗有云:绝学今时已荡然,与君一一论真诠。不过,看来见面伊始岸术主张的分歧就已经隐然存在,于是在同一诗中他又云:闭门正有商量在,春水遥迎江上船数年的交往,这方面的分歧非但无法弥合,反而与日俱增。因此,到康熙五年二人决意分手时,吕留良对黄宗羲学术主张的不满见于诗句,则为:双瀑堂中老住持,三峰位下早疑渠。据严鸿逵注云:此专为太冲作也。太冲尝有私印,云双瀑堂住持翌年,他更把黄宗羲之学斥为魔外邪说,其诗有云:不愁魔外诛元晦,只恐儿曹笑叔痴。他指责在其家所刻写的《刘宗周遗书》已为黄宗羲改窜,于是愤然将其名字从书中一一刊去。黄宗羲亦反唇相向,在他的诗文集中,虽不见对吕留良指名道姓的指责,但是,凡时文选手纸尾之学墨守章句一类贬斥,实则多是暗喻吕留良。黄宗羲的弟子,亦以吕留良为异己之罪人,鸣镝所注,万矢恐后

按理,学术主张的不合,作为学者,吕黄二人完全可以求同存异,二说并存,各行其是。但是,这种分歧却是产生在清初朱陆学纷争炽烈之时,客观的学术环境,使之变得水火不容。而且,黄宗羲,吕留良在明清之际的文人结社中,都曾经是号召一方的领袖,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使其固有的门户之见本来就颇深。顺治十七年以后,虽因清廷严禁而不再涉足社事,但是,党人、文人余习均未去尽。加以清初的社会环境变迁,反映在他们身上各自立身旨趣的不同,于是,上述内外诸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便使清初的这两位学者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绝交的道路。

吕留良的历史地位

考察吕留良一生的学术活动,我们会看到,从顺治十二年起,他便开始从事时文评选。此后,时断时续,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才最终结束选文生涯。其间,经他评选结集的古今时文,竟多至二十余种,而且不胫而走,风行海内,远而且久这样一来,吕留良之学遂为时文评选所掩,以致有时文选家之称。同时,又因其痛斥王学为异端,竭尽全力提倡朱熹之学,近世考论清代学术史者,便把他归入清初理学家之列。其实,时文选家理学家,云云,以偏概全,仅得其表,而未及其里,尚可商量。

一、吕留良为什么要评选时文?

制艺时文的评选,是为了供科举士子考试之用,明清之际,风行一时。吕留良为什么要花十多年的精力去做这样的事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以为不可一概而论,似应以康熙五年为界,将吕留良的时文评选生涯分作前后两段来进行评价。

在第一阶段,即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五年,吕留良之从事时文评选,首先是此时文人结社之风所使然。关于明清之际的文人结社,据黄宗羲说:集士子私试之经文而刻之,名之曰社可见,结社与选刻文字密不可分。吕留良也说:凡社必选刻文字以为圈媒,自周钟、张溥、吴应箕、杨廷枢、钱禧、周立勋、陈子龙、徐孚远之属,皆以选文行天下。选与社例相为表里他自十三岁便入征书社,翌年,社中即有陆文彬等人的行书临云之选。当时,他虽因年少而未予选事,但耳濡目染,自会受到影响。入清以后,迄于顺治末,结社之风不息。吕留良就曾于顺治十四年在崇德重兴社事。既然选与社例相为表里,因此,他在此一时期从事时文评选,便是文人结社之风盛行的必然结果。

其次,这也是同吕留良此时的歧路旁徨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他在《庚子程墨序》中,曾经直言不讳地写道:乙未之冬,燕坐元览楼,群居块然,无所用其心,因与雯若同事房选。又说:酉、戌以来,类皆分阅而互参,凡有事一选,辄屏弃他业,汲汲顾景,以徇贾人之志。这就是说,吕留良此时的从事时文评选,一方面是为了填补无所用其心的空虚,另一方面,则实在是一种谋生手段。因此,这一阶段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并无多大历史价值可言,而且,消极影响或许比积极性更多一些。因为所谓天盖楼,选本风行的结果,并不是引导士人关注社会现实,而是沉溺于举业功名,这是勿庸讳言的。

然而,康熙五年以后,情况却就大不一样了。此时,文人结社早为清廷严禁,评选时文再也不是例行事情,可是,吕留良却依然把它继续下来。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则另有目的在。他说:某跧伏荒塍,日趋弁固,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可见,他是要借时文评选,来抒发胸中的郁积。吕留良胸中郁积是什么?吕葆中所撰《行略》曾就此写道:其议论无所发泄,一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穷乡晚进有志之士,闻而兴起者甚众郁积胸中而为世所讳忌的议论,不外乎就是两个方面,其一为有触清廷忌讳的政治主张。这就是雍正初,审理曾静、张熙一案时,曾静所供: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妄论夷夏之防井田封建等语其二,便是对当时尚盛行于浙东的王阳明之学的抨击。因此,还引起了当时一些学者的訾议。黄宗羲、万斯同讥之为纸尾之学范鄗鼎说他竟指文成为异端,狎侮前哲,讪谤学官;王士禛更指斥他无羞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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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3-20 23:41:50 | 显示全部楼层

足见,康熙五年以后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与前一阶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此时的选文,不过是借以阐发政治主张和学术见解的手段而已,有着比较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因此,笼统地去谈吕留良的时文评选,甚至简单地视之为时文选家,就是不妥当的了。事实上,吕留良对此早有澄清,他说:某喜论《四书》章句,因从时文中辨其是非离合,友人辄怂恿批点,人遂以某为宗宋诗、嗜时文,其实皆非本意也他尤其憎恶时文选家之称,指出:“‘选家二字,素所愧耻何以耻为选家?他认为:近世人品文章,皆为选手所坏目未识贵人,辄呼其字,甫若旧知深好;名未通一刺,已谱叙交契;攀扯线索,谓某某手授邮寄;士林廉耻之道,至此扫地尽矣为了表明不与时文选家为伍的志向,他于康熙十二年断然结束了选文生涯。在逝世前的十余年间,专意刻印朱熹遗书,提倡朱熹之学,为扭转一时学术风气,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二、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

明清之际,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深重的社会危机,曾经使许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紧紧联系起来,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有声有色的经世致用之剧。经世致用,成为清初波澜壮阔的学术潮流。吕留良也为这一巨大的历史潮流卷至浪端。登高呐喊,留下过自己的足迹。

吕留良一生为学,虽然因误入科场而走过一段弯路,但是归根结蒂,仍然可以说是自经世致用始,迄经世致用终。当明末季,他十三岁即参加文人结社。尔后,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社事一变而大乱遂转而致力于论列古今及当世擘画经世致用之学。康熙五年,毅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后,更把探寻治乱之原作为自己的为学宗旨。他说:今日之所以无人,以士无志也。志之不立,则歧路多也,而歧路莫甚于禅。禅何始乎?始于晋。今中国士大夫方以晋人为佳,而效之恐不及,又孰知有痛乎”?吕留良在这里所说的,指的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不过,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无法准确地去把握治乱兴亡的根源,而是片面地将其归结为禅学。因此,他便将西晋的嵇康、阮籍,北宋的王安石、苏轼,南宋的陆九渊以及明朝的王守仁、李贽,一概斥为以禅学导致乾坤反覆的罪人。他指出:吾侪身受其祸,谓宜谈虎色变矣,而犹多浸淫游戏于其中,其于治乱之原,殆有所未审耳试图使知识界从王学末流的玄谈中猛醒,转向治乱之原的探讨,这正是吕留良之学的可贵处。

有鉴于明末以来学风的败坏,士林的寡廉鲜耻,吕留良痛心疾首,执着地去追根寻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文字之坏,不在文字也,其坏在人心风俗在吕留良看来,人心风俗大坏的祸根,就在于王阳明之学。因此,他说: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固然,吕留良的结论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对明朝灭亡原因的沉痛探索,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为了正本清源,吕留良不仅否定了王学,而且集矢于八股取士制度。他指出: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读何书。认为:起祖龙于今日,搜天下八股之文而尽烧之,则秦皇且为孔氏之功臣,诚千古一大快事也。同时,更对那些空谈心性、不切世用的庸腐之儒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今天下有坏人心、乱教化者若干人,去之可以强国,而奸民窃盗不与焉;天下有损事业、耗衣食者若干人,去之可以富国,而冗兵滥员不与焉,则庸腐之儒是已抨击庸腐之儒而旨在富国强国,这当然不是门户勃溪,而是经世致用之论。

三、吕留良与清初朱学。

在清初学术界,吕留良是以坚定的黜王尊朱面貌出现的。他对王学的抨击,并不比同时朱学中人如张烈、陆陇其等和缓,对朱学的提倡,也不比张、陆辈逊色。但是,能否以此就认为他是理学家呢?我们以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一如前述,吕留良提倡朱学,并非出于儒林门户之争,而是为了经世致用,探讨生民祸乱之原,以期正人心,救风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吕留良否定了王学,但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障蔽了他的视野。面临以什么学说去取代王学的抉择,他提不出,也无法提出更新一些的主张来。于是,只好回到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去找依据。他认为:宋人之学,自有轶汉唐而直接三代者,而朱熹又是集来学之成的大师,因此主张: 救正之道,必从朱子其次,吕留良一生为学,对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始终未予论列。他虽然主张笃信朱学,但是对理气、心性、道器、知行这一类理学基本范畴,却并没有去进行喋喋不休的探讨,而是牢牢地立足于正人心,救风俗。他主张:程子曰:洒扫、应对、进退,造之便至圣人。今日为学,正当以此为第一事,能文,其次也所以,吕留良曾经解剖自己道:于世所谓理学、讲道,则概乎未有闻也就其一生为学而言,这并非谦辞,而是事实。再次,吕留良主张通经博古,试图以经学去济理学之穷。清初,理学已是强弩之末,理学界更是一片混乱。这不仅是理学的危机,而且也是传统儒家学说的危机。所以,吕留良一再地发出:吾道日衰,正人代谢世教日敝,学统几绝的喟叹。他认为理学惑乱局面的形成,其原,则从轻看经义,不信章句、传注焉始因此,他把通经博古明理学相提并论,大声疾呼:不学六经,不足通一经,主张:学宫士必通经博古,明理学为尚又说:其为文也,亦必取资于六经、左、国、庄、骚、史、汉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直至取代理学,这是清初学术发展的大势。吕留良的学术实践,正好顺应了这样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说吕留良不是一个理学家,而是一个有见地、有作为的学者和思想家。

吕留良虽然不是理学家,但是,他提倡朱学的努力,却作为统治思想而高踞庙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有清一代,第一个获从祀孔庙的理学家陆陇其,就是在吕留良的影响之下,才成为朱学笃信者的。吕留良同陆陇其相识,是康熙十一、十二年间的事情。据陆陇其称:陇其不敏,四十以前,以尝反复程朱之书,粗知其梗概。继而纵观诸家语录,糠粃杂陈,珷玞并列,反生淆惑。壬子、癸丑始遇先生,从容指示,我志始坚,不可复变可见吕留良对陆陇其学术趋向影响之大。陆陇其对吕留良之学称道备至,指出吕留良将王学破其藩,拔其根,功绩卓著。他说:先生之学,已见大意,辟除蓁莽,扫去云雾,一时学者,获睹天日,如游坦途,功亦巨矣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同样为黜王尊朱的学者,陆陇其因为清廷所用,遂于其身后以理学名臣而获从祀孔庙的殊遇;吕留良却因不与清廷合作,而被清世宗斥为: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以致故世四十余年后还遭清廷戮尸枭首。封建统治者以维护其专制统治为转移,可以视理学为手中的玩物,这就难怪有清一代的理学家,要以其作荣进之阶而与清廷尔虞我诈了。理学之在清代形同枯槁,理所当然,不可逆转。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吕留良是清初一个经世致用的学者,也是一个有作为的思想家。因而把他简单地视作时文选家理学家,显然是不妥当的。在清代学术史上,吕留良理应得到一席恰当的地位。但是,平心而论,吕留良一生所留下的著述,绝大部分毕竟都是时文选本。尽管蕴含在这些选本中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见解,在清初也曾产生过积极影响,然而,以这样的形式广为流播,为封建士子所接受的,恐怕更多地是举业功名的追求。这方面的消极作用,我们不应低估。无论就其学术造诣,还是学术成就而言,吕留良都不能与同时的著名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比。他的一生为学,虽然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顺应了清初学术发展的历史趋势,但是,他却不足以成为一时学术界的杰出代表。清人贬抑吕留良的学术成就,固然不对,如果我们不恰当地拔高他的学术地位,那也同样是违背历史实际的。

(贴完了,才发现似乎应该贴在“史林资鉴”里。粗心只是不敬。特引咎。未知还可转乎?)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3-20 23:48:1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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