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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狂者精神在清朝的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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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6 15:21: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狂者精神在清朝的敛退

刘梦溪

明之狂的篇幅已经占去太多,无论如何不能再“狂”施笔墨了。下面循历史时序,再略谈清朝的狂的问题。很不幸我们在请朝的前期和中期已经很少看到士之能狂的踪迹了。

明清易代不仅是政权的鼎革,也有文化的激变,所以顾炎武有“亡天下”之说。明中期以后城市经济发展迅猛,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士商合流的现象,社会的中上层的生活趋于精致化和休闲化,这为作为知识人的士阶层和商业精英的自由狂放提供了适宜的土壤。1644年清兵入关问鼎,第二年南下摧毁南明小朝廷,带来的是强悍的同时也是粗造的生活方式。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援引河东君的友人汪然明的一封信函,颇及明清之变给西湖景观造成的影响,其中写道:“三十年前虎林王谢子第多好夜游看花,选妓徵歌,集于六桥;一树桃花一角灯,风来生动,如烛龙欲飞。较秦淮五日灯船,尤为旷丽。沧桑后,且变为饮马之池。昼游者尚多畏缩,欲不早归不得矣。”(《别传》中册第377至378页)。汪信中的“沧桑后”一语,指的就是明清鼎革。晚明之时如此繁华旖旎的西湖,陡然间变成了清兵的“饮马之池”,这是何等的沧桑巨变。不用说“选妓徵歌”的夜游狂欢了,白昼里游人尚且因恐惧而畏葸不前。

陈寅恪先生在征引汪然明的信函之后写道:“盖清兵入关,驻防杭州,西湖胜地亦变而为满军戎马之区。迄今三百年犹存‘旗下’之名。然明身值此际,举明末启祯与清初顺治两时代之湖舫嬉游相比论,其盛衰兴亡之感,自较他人为深。吁!可哀也已。”(《别传》中册第377至378页)寅老的史家之叹,给我们留下诸多思考。实际上,清之代明而起,知识人和文化人首当其冲,要么投降,要么死节,生命尚且难保,除了偶尔的因病而狂者(“病狂”),哪里还能找到正常的“书狂”和“士狂”?更不要说龙性使然的“龙德之狂”了。四十年的武力征伐(1644年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评定三藩),百年的文字狱(顺治十六年的庄廷龙修《明史》案到乾隆五十三年贺世盛的《笃国策》案,中间经过128年的时间),已经让社会欲哭无泪,知识人士欲言无声。狂的社会条件没有了,狂的心理基础也不存在了。相反,裁狂、悔狂、制狂、刺狂成为一个时期流行的社会风气。

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他们从学术思想上不能认同王学流裔的肆狂之风,他们主张学术的经世致用。黄宗羲明确提出,应该“追踪往烈,裁正狂简”(《黄梨洲文集》卷四“前翰林院庶吉士韦庵鲁先生墓志铭”),而且认为根源就在宋明之学。他说:“自周、程、朱、陆、杨、陈、王、罗之说,渐染斯民之耳目,而后圣学失传,可不为病狂丧心之言与?”(《黄梨洲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还说:“余尝疑世风浮薄,狂子僇民群起,粪扫六经,溢言曼辞而外,岂有岩穴之士为当世所不指名者?”(《张元岵先生墓志铭》)这已经是直接针对晚明的学术风气和社会风气开刀了。“狂子僇民”、“溢言曼辞”八字,可为晚明“狂士”写照。王夫之则以自己的“不随众狂”(《斋文集》卷八“章灵赋”)而自诩,并谆谆告诫子侄:“狂在须臾,九牛莫制。”(《姜斋文集》卷四“示子侄”)亦即要从小做起,把“狂”消灭在萌生状态,瞬间的狂念,都会造成将来的不容易改正。吴梅村的精神为明清易代所扭曲,心系故国,身仕新朝,诗中未免发为慨叹:“比来狂太减,翻致祸无端。”(《送王子惟夏以牵染北行四首》其二)。可是另一方面在《梅村诗话》里,又不忘颂美抗清英雄瞿式耜的气节,特摘引其就义前的《浩气吟》其三的名句“愿作须臾阶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及稼轩好友别山和诗中的句子:“白刃临头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上海古籍版《瞿式耜集》第233、235页)可以想像他的内心是多么矛盾呵!

《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的生平大体与乾隆一朝相终始,已经是“海宴河清”的所谓“盛世”了,但他通古今,知流变,对思想潮流的消长隆替有自己的特识。他对晚明的“狂”风也是持批评态度的,《文史通义》“繁称”篇的自注有云:“欧、苏诸集,已欠简要,犹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则无理取闹矣。”所谓“近代文集”云云,自然指的是中晚明的文风。而“逐狂更甚”、“无理取闹”的判语,批评未免过矣。他接受孔子的“狂狷”思想,但不能认同后世的解释。他认为孔子“不得中行,则思狂狷”是取材于《尚书》“洪范”的“三德”,即“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换言之,在章学诚看来,“正直”相当于“中行”,“刚克”相当于“狂”,“柔克”相当于“狷”。问题是那个“乡愿”,本不在“三德”范围之内,却“貌似中行而讥狂狷”,结果“乱而为四”。他说乡愿是“伪中行者”。而且人心不古,除了“伪中行者”,还有“伪狂伪狷者”,这样就“乱四而为六”了。于是由孔子的“四品取向”变成了中行、狂、狷、乡愿、伪中行、伪狂、伪狷的“六品取向”。难道是章学诚陷入了现代解释学所谓“过度诠释”吗?非也。他也许是从历史流变的人生世相中看到了某种“实相”。那么“乱四而为六”的结果呢?结果是“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诚然,何可得耶?”(参见《文史通义》“质性”)甚而由于有“三伪”惑乱其间,最后连“三德”恐怕也存而无地了。

我们不必怀疑章氏是有所为而发。乾隆朝是清代文字狱最频发的时期,知识人士动辄得咎,噤若寒蝉,而罪名一律是一个“狂”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新编《清代文字狱档》,辑案七十起,六十九起都发生在乾隆朝。再看每一宗案例拟罪之语词,均不出“狂悖”、“狂诞”、“狂妄”、“狂谬”、“狂逆”、“狂纵”、“狂吠”、“疯子”、“癫狂”、“丧心病狂”之属。这些语词都可以在《清代文字狱档》中复按,只是为避繁冗,未一一注出。连“四库全书馆”建言宜“改毁”钱牧斋的著作,乾隆的上谕也写道:“如钱谦益等,均不能死节,妄肆狂狺,自应查明毁弃。”(《清史稿》卷十四“高宗本纪五”)“妄肆狂狺”四字赫然在目。因此“狂”在清中叶已成为违禁的代词,自无异议矣。试想在此种严峻的环境背景之下,谁还敢“狂”,谁还敢“狷”呢?如果有,一定难脱章学诚的“伪狂伪狷”之诮。

或问乾嘉时期那些重量级的大儒大学者呢?他们忙于整理国故,爬梳音义,做专门学问去了。而做专门学问需要汰除情感,实事求是,不动声色,最要不得的态度就是“狂”。为此,因“士之能狂”而推波助澜的明朝的心性之学,和南宋的性理之学,都在他们诘难之列。他们的目标是“由宋返汉”,重新回到经学的原典。没有谁能够否定他们整理古代典籍的总成绩,他们考证的细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今做传统学问的人还在受其沾漑。但如果笔者提出,清代乾嘉时期有学者而无“士”,这一判断是否和历史本真尚无太大的矛盾?如果无“士”,当然也就没有“士之能狂”了。

“狂”在清代事实上已完全成为负面的语词。作为参证,只要看看同是乾隆时期的小说《红楼梦》,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狂”这个字眼,就能洞其大体。《红楼梦》第八回写黛玉笑道:“不说丫鬟们太小心过余,还只当我素日是这等轻狂惯了呢。”第九回写茗烟心里想道:“不给他个利害,下次越发狂纵难制了。”第三十一回袭人拉了宝玉的手笑道:“你这一闹不打紧,闹起多少人来,倒抱怨我轻狂。”第三十七回袭人说:“少轻狂罢!你们谁取了碟子来是正经。”第五十五回凤姐说:“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第五十八回晴雯说:“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么也不是。”五十九回春燕的娘骂道:“小娼妇,你能上去了几年?你也跟那起轻狂浪小妇学,怎么就管不得你们了?” 第七十四回王夫人问凤姐:“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第七十五回又写王夫人训斥晴雯:“好个美人!真像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这些描写中的“轻狂”、“狂的“、“狂纵”、“狂样子”、“轻狂样儿”等等,无一不具有否定的义涵。这说明在清代,至少是清中叶,不仅权力阶层,一般社会生活的层面对“狂”的价值取向也都是作负面解读的。这和明代的尚狂精神,不啻两重天地,两个世界。

只有到了清朝的中晚期,内忧外患加剧,统治秩序松弛,一个略有狂意的人物才艰难地走上历史舞台。这个人物就是龚自珍。他是当时今文学派的代表,社会的弊病他敏锐的看在眼里,提出了变革现状的种种主张。他感到方方面面的人才都缺乏:“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在龚自珍眼里,不独君子少有,小人也少见,甚至有才能的小偷和盗贼都不容易遇到。这个社会真的是危机重重了。因此他大声呼唤人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过镇江》)这是一首令人精神震颤的诗篇。“怨去吹箫,狂来说剑”的名句,也出自他的笔下。“颓波难挽挽颓心,壮岁曾为九牧箴,钟虡苍凉行色晚,狂言重启廿年闇”(《己亥杂诗》第十四首)反应了他的焦灼的期待。他是中国近代改革的先觉者。他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而逝世的头一年(道光二十一年),作为中国近代开端标志的鸦片战争已经发生了。幽愤交织的一生,只活了五十岁。

龚自珍只不过是当古老中国“万马齐喑”之际,泛起的一个小小的气泡而已。时代没有提供让他一展怀抱的契机缘会。“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只片语告君休怒,收拾狂名须趁早。(《金缕曲》“赠李生”)“重整顿清狂,也未年华暮。”(《摸鱼儿》)“笑有限狂名,忏来易尽。”(《齐天乐》)这些词曲反应了他欲狂不能的无可如何的心情。但我们毕竟在康乾一百五十年之后,重新听到了明以后久已失声的“言大志大”的一点狂音了。他的那首送友人诗:“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 (《己亥杂诗》第二十八首)每次读起都能感受到一种温暖清新的侠骨柔情。

载《读书》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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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12-26 15:29:25 | 显示全部楼层

狂之烈者方孝孺

刘梦溪

方孝孺生活的年代比较早,十二岁入明,是明朝的名儒帝师宋濂的最得意的门生,其功业主要是朱元璋死后辅弼建文帝当朝四载,宽仁厚德,社会风气为之一转。燕王朱棣起兵篡位,方孝孺因拒不草诏书而遭遇灭十族之祸。本来朱棣的谋士僧道衍建议不要杀方孝孺,“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名言,就出自这位谋士之口。但孝儒的表现是过于刚烈不屈了,诏书不写不说,反而当着朱棣的面在诏纸上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大字。他死的时候年只四十五岁。

方孝孺留给人们的印象,主要是不事伪统的气节和惊天动地的刚烈,和狂与不狂似无与。但所以有那样惨烈的表现,和他的狂者性格不无关系。他有《后正统论》一文,其结尾处写道:“果以予言为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亦即如果认为他的文章是狂者之言,那么随意好了,“你说我是狂者我就是狂者!”他在另一处还说过:“周公、孔子与吾同也,可取而师也;颜子、孟子与吾同也,可取而友也。”公然表示,周公和孔子跟自己相同,他才当作老师;颜渊和孟子与自己相同,他才认作朋友。

如此大言,诚然是狂者之言,应无疑问。他自己也说:“众若骇然而惊,愕然而相顾,悱然笑予以为狂。”(《尚志斋记》)他写的《红酒歌》也有“醉来兴发恣豪狂,高歌起舞当斜阳”的句子。则方孝孺之狂,于此可见一斑。当然方孝孺的狂,是狂之正者、狂之刚者和狂之烈者,是正统儒者的天地之狂,也是不狂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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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8 14:00:15 | 显示全部楼层

两篇“狂文”都读完了,谢先生转帖!

欲狂不能,时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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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9 15:34:29 | 显示全部楼层

苏仁山

苏仁山(1814—1850),又说生卒年为(1821-1861),字静甫、仁山,号长春,又号菩提再生身尊者魜潺,又自署教圃、岭南道人等。广东顺德人。清代画家。

苏仁山于35岁时返回家乡定居。未久,由于他在诗画中屡有愤世嫉俗、不满封建王朝专制的情绪流现,引起其亲属与族人的恐慌,被其父以“不孝”为名扭送入县狱关押以免受诛连。约道光三十年(1850),苏仁山在狱中病逝。

注:此时已经是清道光年间,由于这位天才画家放浪形骸,其父生怕受其牵连,居然亲自把他弄到官府,最后死在狱中。是什么原因让一个父亲如此恐惧?恐惧得宁可让他死也不能让他牵连家里人?很偶然的在一次画展中看到了他留下的真迹,为他的天才而惊叹,为他生活的时代而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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