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引论》第九章内容概要
从就学术方面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
一、 中世纪西方学术以宗教为主脑,同一时期的中国学术界早已脱离了宗教的羁绊。
(一)、以中国历史发展为例
1、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合三为一:古者学术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
2、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分离:。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与宗教、贵族二者脱离。自此,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
(二)史学的发展变化使得王官之学流为百家
1、ERSONNAME productid="史官与">史官与ERSONNAME>博士的出现
“史官”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太史仅与星历卜祝为伍。
“博士官”则为后世新兴百家学之代表。博士亦属太常,是学术仍统于宗庙也,而博士得预闻朝政,出席廷议而见咨询。
博士与史官的不同处导致最终的结果:社会新兴百家学,已驾古代王官学而上之矣。
2、博士的流变
性质的转变:自秦以来,占梦、求仙之术,皆得为博士,犹在帝王所好。
及汉武听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ERSONNAME productid="于是">于是ERSONNAME>博士性质,大见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而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之学者,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应用。又同时肩负国家教育之责。
可以成为入仕的途径:而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
以上两种原因最终形成中国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
二、 中西方文化、宗教、学术发展比较
(一)、中国儒家与西方基督教产生的时间
1、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480年。马迁为《史记》,亦前耶稣降生100年。
当时的中国社会:其时中国政治社会,正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其“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
当时的西方社会:而罗马则于贵族与军人之对外侵略与对内奢纵下覆灭。耶教之推行,正因当时欧人无力建造合理之新国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归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特承续当时政治组织之空隙而起,同时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说大部分。
2、中西方宗教、文化发展相似时期
三国魏晋之际:统一政府覆亡,社会纷乱,佛教输入,差为近之。
3、东晋以后立国根本的延续脉络
然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之理论,仍沿两汉而来。隋唐统一政府复建,其精神渊源,明为孔子、董仲舒一脉相传之文治思想。
4、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影响
东晋南北朝:当时帝王卿相,诚心皈依佛教者,非无其人;要之,僧人与佛经,特为人生一旁趋,始终未能篡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人生伦理教育而为代兴。
隋唐统一政府:佛教对政治上无其指导之地位。
中国佛教虽盛极一时,而犹始终保全其原来超世间的本色者,则因中国政治社会一切世事,虽有汉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扰乱,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
(1)、禅宗与西方宗教改革的不同处
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
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长期残酷的普遍相互屠杀,而中国则无之者。
以中国佛教仍保其原来一种超世间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揽政治、经济种种俗世权利于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牵连发生世态之扰动也。
5、东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以来与西方立国精神的区别及造成朝代更迭的不同的原因
第一、东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仍从此源头上演进。
原因:至于汉代统一政府之创兴,并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围而起,乃由常时全中国之文化演进所酝酿、所缔造而成此境界。换言之,秦、汉统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学术思想盛兴后,伸展于现实所应有之现象。
第二、西洋自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政治社会即陷入黑暗状态。西洋史上希腊文化已衰,罗马民族崛起,仍是两个生命,不相衔接也。
原因:第一,罗马建国,本与汉代精神不同。北方蛮族之与罗马帝国,乃属两个生命,前者已老死,后者未长成,故中间有此一段黑暗。
罗马乃以贵族与军人之向外征服立国,及贵族、军人腐败堕落,则其建国精神已根本不存在。
北方蛮族,在先既受不到罗马文化之熏陶,及其踏破罗马以后,所得者乃历史上一个罗马帝国躯壳之虚影,至于如何创建新国家之新精神,则须在其自身另自产生。
第三、中国朝代虽然变迁但学术精神不变
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故汉末变乱,特如江上风起,水面波兴,而此滔滔江流,不为废绝。
五胡诸蛮族,中国延之入内地者,自始即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故彼辈虽乘机骚动,而彼辈固已同饮此文化之洪流,以浇溉其生机,而浸润其生命。彼辈之分起迭兴,其事乃仅等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之一种波动。惟所缺者,在其于中国文化洪流中,究竟浇溉未透、浸润未深而已。
隋唐统一盛运,仍袭北朝汉化之复兴而起。如此言之,则渊源于晚周先秦,迁衍至于秦汉、隋唐,此一脉相沿之学术思想,不能与罗马覆亡后西洋史上之所谓“中古时期”之教会思想相比。
6、北宋以后的学术之兴起
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若以此派学术与西洋中古时期之教会相比,更为不伦。
元明以下,虽悬程朱经说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为当时之宗教。
明代极多遵陆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训诂考据而批驳程朱者。社会学术思想之自由,并未为政治所严格束缚,宗教则更不论矣。
三、中国文化演进的特点
若谓中国学术,尚未演进于西洋现代科学之阶段,故以兴西洋中古时期相比论;此亦不然。
原因: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其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此种和平的大一统,使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
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
中国在已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既可接受外来之“宗教”,如魏、晋以下,迄隋、唐初期。
中国在今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惟科学植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
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长在极度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难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出路。又轻以中国自来之文化演进,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时期,乃谓非连根铲除中国以往学术之旧传统,即无以萌现代科学之新芽。彼仍自居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实并不如此。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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