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受的教育一直认为,在传统社会里为官者大都是为皇帝之命为从,以生活资源的获取为为官的最终动力,而皇帝就是以天下为我家乃最大利益所得者,几乎所有的论说都是围绕能这个论点来组织。但是在《国史大纲》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却带给人们一种思考,宋代各个派别的相争着眼点并不是如此,甚至作为治理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国家的人">国家的人ersonName>君也不是如此,他们争论的最终指向是什么?
李攸《宋朝事实》卷三记载着真宗与宰相们的一段谈话:右正言知制诰朱巽专对,言朝廷命令不可屡有更改,……庶几张纲纪以绝分争。上顾宰臣曰:“此甚识体。且事之可否,报政之地所宜尽言无隐,惟贵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忧不治?今四方无虞,赖卿等慎守经制。若一事遽行,则攀援重臣,词说竞起,处置颇难。是知今所施行,不可不慎。至若言事利病,轻为厘革,初则皆以为当,後则翻成有害;及复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允当执守。《书》云:‘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此之谓也。”(“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邓小南)。如此切切之言出于九五致尊,若以单纯的利益获取实不能解,最后达到“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共识绝非偶然!《国史大纲》第三十三章“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元祐以下”提到宋代的派别相争,“安石的新法,不能说有成功,然而王安石确是有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的人。他新法之招人反对,根本上似乎还含有一个新旧思想的冲突。”、“范仲淹为祕阁校理,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徽宗时,”,这里看不到这些当时社会的精英对权利与利益的追求,看见的是他们胸怀天下的实践。因此,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钱">钱ersonName>先生最后的意见是“宋室即在新旧两派更互改作中断送。新派亦非无贤者,而终不胜意气私利之洶涌。两党皆可责,亦皆可恕也。”为什么可恕?因其不为己而为天下,这样的探索其情可谅,其行可恕,为什么可责?在于,学术一旦落实到政治的层面上就会出现问题,一旦与操作政治相结合就会背离我们的初衷。由此又会让人思索,儒学的初衷是什么?夫子以平民之身修史为了什么?
读论语有一个困惑,发现夫子并不十分赞成自己的弟子为官,“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第八》),但是在《子罕第九》中面对子贡的提问“有美玉于斯,温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夫子很明确“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夫子自己也说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第十三》。这两个矛盾让人深为困惑,再看子贡如何回答我们的困惑“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第一》),让我们再把目光放向儒家另一部经典《大学》,其中开篇之句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此可以得出一个推理:若为“谷”不可求,若为“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则“温良恭俭让以得之”,然则需上下同心,故夫子“我待贾者也”。夫子还说“诲人不倦”,即“贾者出,我沽之。诲人不倦,使其止于至善,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以我目前的理解,儒学的初衷在此。
然,夫子还做了一件事情,以平民之身修订《春秋》,其意何为?有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笔者以为这句话要改动,“真理非实践所能验证,但是实践的背后要有真理”,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发现一种本源性的脉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事”司马迁修史不正是怀着与夫子一样的理念吗?而后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钱穆">钱穆ersonName>先生也是如此。只可惜后来,为之者寡,用之者曲,不可求也!
现在看来,先贤们其实没有停止过在操作政治的层面把儒学付诸于行动,他们争论的最终指向是天下心,他们的得失就是儒学在实践过程的得失,而我们却用实践性的结果去评价实践背后的真理,作为后学者实在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迪与思考。
作为作业太长了,作为论文太短了,一点感想,偶而为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12 14:14:52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