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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受的教育一直认为,在传统社会里为官者大都是为皇帝之命为从,以生活资源的获取为为官的最终动力，而皇帝就是以天下为我家乃最大利益所得者，几乎所有的论说都是围绕能这个论点来组织。但是在《国史大纲》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却带给人们一种思考,宋代各个派别的相争着眼点并不是如此，甚至作为治理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国家的人">国家的人ersonName>君也不是如此,他们争论的最终指向是什么？
李攸《宋朝事实》卷三记载着真宗与宰相们的一段谈话：右正言知制诰朱巽专对，言朝廷命令不可屡有更改，……庶几张纲纪以绝分争。上顾宰臣曰：“此甚识体。且事之可否，报政之地所宜尽言无隐，惟贵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忧不治？今四方无虞，赖卿等慎守经制。若一事遽行，则攀援重臣，词说竞起，处置颇难。是知今所施行，不可不慎。至若言事利病，轻为厘革，初则皆以为当，後则翻成有害；及复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允当执守。《书》云：‘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此之谓也。”（“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邓小南）。如此切切之言出于九五致尊，若以单纯的利益获取实不能解，最后达到“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共识绝非偶然！《国史大纲》第三十三章“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元祐以下”提到宋代的派别相争，“安石的新法，不能说有成功，然而王安石确是有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的人。他新法之招人反对，根本上似乎还含有一个新旧思想的冲突。”、“范仲淹为祕阁校理，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徽宗时，”，这里看不到这些当时社会的精英对权利与利益的追求，看见的是他们胸怀天下的实践。因此，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钱">钱ersonName>先生最后的意见是“宋室即在新旧两派更互改作中断送。新派亦非无贤者，而终不胜意气私利之洶涌。两党皆可责，亦皆可恕也。”为什么可恕？因其不为己而为天下，这样的探索其情可谅，其行可恕，为什么可责？在于，学术一旦落实到政治的层面上就会出现问题,一旦与操作政治相结合就会背离我们的初衷。由此又会让人思索，儒学的初衷是什么？夫子以平民之身修史为了什么？
读论语有一个困惑，发现夫子并不十分赞成自己的弟子为官，“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第八》），但是在《子罕第九》中面对子贡的提问“有美玉于斯，温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夫子很明确“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夫子自己也说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第十三》。这两个矛盾让人深为困惑，再看子贡如何回答我们的困惑“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第一》），让我们再把目光放向儒家另一部经典《大学》，其中开篇之句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此可以得出一个推理：若为“谷”不可求，若为“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则“温良恭俭让以得之”，然则需上下同心，故夫子“我待贾者也”。夫子还说“诲人不倦”，即“贾者出，我沽之。诲人不倦，使其止于至善，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以我目前的理解，儒学的初衷在此。
然，夫子还做了一件事情，以平民之身修订《春秋》，其意何为？有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笔者以为这句话要改动，“真理非实践所能验证，但是实践的背后要有真理”，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发现一种本源性的脉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事”司马迁修史不正是怀着与夫子一样的理念吗？而后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钱穆">钱穆ersonName>先生也是如此。只可惜后来，为之者寡，用之者曲，不可求也！
现在看来，先贤们其实没有停止过在操作政治的层面把儒学付诸于行动，他们争论的最终指向是天下心，他们的得失就是儒学在实践过程的得失，而我们却用实践性的结果去评价实践背后的真理，作为后学者实在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迪与思考。
作为作业太长了，作为论文太短了,一点感想，偶而为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12 14:14:52编辑过] | 
楼主
发表于 2007-7-3 18:21:04
发表于 2007-7-5 12:4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