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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下仪礼之中表现出来的“威仪”。周代的统治者规定，在各种场合有各自不同的礼仪，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ii]其中“威仪三千”即是贵族用之表现出“优优大哉”的仪礼轨则。依郑注：“‘威仪三千’者，即《仪礼》行事之威仪。《仪礼》虽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实则，《仪礼》十七篇乃残篇，并非周代仪礼的全部，故“三千”所指并不限于十七篇的《仪礼》。[iii]由于礼制十分复杂，周代设置了大量的礼官，甚至有的家族就世代掌管礼仪。据在陕西扶风县的考古发现，一批西周史官家族的青铜器的铭文表明，这一家族的先祖本居于商朝所封的微，专通礼仪。武王伐纣后来谒见武王，因“五十颂”（即“五十容”。礼的训练不仅有各种礼仪，还涉及包括各种行止姿态，称为容。）而受封于周，世世掌管威仪。[iv]可见威仪对于周人的重要性。
《尚书》言威仪有二处：《顾命》“自乱于威仪”；《酒诰》“用燕丧威仪”。
《诗经》十七处言威仪。对于《诗经·大雅·抑》“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阮元谓：“古人但说威仪，而威仪乃为性命所关，乃包括行在内，言行即德之所以修也，于此诗可见其概。”[v]意思是说，威仪是德的表现，代表了一个人的性命修养。阮元的理解是深入而准确的。
《诗经》中劝谏周天子需要“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诗经·大雅·民劳》）之类的刺诗恰好证明了威仪对天子的约束力和重要性。
关于周代贵族的仪态方面的刻画，在长于文学描写的《诗经》中显得尤其生动。
《诗·大雅·烝民》对贵族的代表人物仲山甫的德行、容姿赞美道：
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
……
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
可见，仲山甫是举止有度，恭谨敬顺的人，然而，正是在他敬慎的姿容里面，体现了高贵和尊严。 尽管他的身份高贵，有温厚的德行修养，却非常富有正义感，从来不轻慢、欺侮弱者，也从来不危惧强横的势力。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道德典型了。
贵族的威仪也表现在服饰方面。《诗·小雅·都人士》由此极赞贵族的风度之美：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说。
彼都人士，充耳琇实。彼君子女，谓之尹吉。我不见兮，我心苑结。
彼都人士，垂带而厉。彼君子女，卷发如虿。我不见兮，言从之迈。
匪伊垂之，带则有余。匪伊卷之，发则有旟。我不见兮，云何盱矣。
此诗首章是逸诗。[vi]都，邑有宗庙、先君之主为都；京师、国亦皆曰都。都人，指都邑之主人。 “狐裘黄黄”，《白虎通·衣裳篇》：“诸侯狐黄”，故知乃诸侯服饰的标志。这位诸侯国的国君容态闲适自如，言谈条理清晰，来到镐京，民众对其丰姿、气度仰慕不已。
以下章节则从怀春少女的眼中再现了青年贵族的风采。篇中“淄撮”，《毛传》：淄撮，淄布冠也。据《仪礼·士冠礼》记载当属于士所佩戴的，乃其身份的象征。这位士的形象是头戴莎草笠，黑布冠，冠旁塞耳镶嵌着宝石，冠带悠然下垂。方玉润评论道：“冠带、发一层，风致翩然，令人神往” ，“诗全篇只咏服饰之美，而其人之风度端凝、仪容秀丽自见”。[vii]
由此可见“威仪”实在是有意味的形式。所谓“抑抑威仪，维德之隅”[viii]，《毛传》谓：人密审于威仪抑抑然是其德必严正也。说明威仪有严正、刚毅的含义。《诗·大雅·既醉》有言“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用锡尔类。”其实，“威仪孔时”的效用绝不仅仅只体现在孝道一端,而是 “敬慎威仪，维民之则”[ix]，意在起道德的教育示范作用，赫赫威仪体现在周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此可以看出，威仪的作用既在维护等级制度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对塑造贵族的人格精神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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